一年，有人在開快車，超速60多公里，但他請了知名大狀替他辯護，有人被控超速駕駛，審訊期間，控方突然改控他超速29公里，若超速超過30公里，罪成可判停牌，變成罪成也只是扣3分和罰450元。

　

　　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原來他聘請的資深大狀，質疑警方的雷射槍的準確性。而負責偵測車輛超速的警員在作供時，又承認雷射槍有一定誤差，所以為公平見，按照內部指引，在發出傳票時會按偵測到的車速減若干公里，100公里以下減4公里；車速100公里以上減5公里。正因為連警察也承認雷射槍有一定誤差，結果不言而喻。

　

　　因為一般交通超速、或交通意外、或違例事項多在裁判司署審理，裁判官有普通法律常識，平時審的被告都是小市民、司機小販等，當然正氣凛然。但當面對超級大狀時，總也有吃不消的時候吧。

　

　　不錯，即使我們大部分人，超速駕駛時都想得到質疑雷射槍的準確性，但我們也沒有能力去請大狀辯護。我便曾在裁判官面前說出我的看法，給他大罵一頓，還增加罰款。

　

　　不錯，很多人都說當你要打官司的時候，錢才是決定因素，而不是真相。

　

　　因為金錢可以決定你請了甚麼質素的律師，大狀、資深大狀、甚至是名大狀。即使犯了大罪，有一個好律師，也可能有打得甩，變小罪，小罪變無罪；如果沒有錢，無罪變有罪、小罪變大罪。

　

　

　　為甚麼我們有這個觀念呢？這應該是司法機構思考的問題。

　

　　許多人在被警方拘捕時，他不明白以為跟警察解釋真相便是，卻不明白那已是口供。正因為大部分人沒有法律常識，甚麼都說、甚麼都講，不明白打官司打的不是那麼事實，而是是否毫無合理疑點。結論就變成，即使事實自己是對，也可能出現對自己不利的結果來。

　

　　一年，朋友的外籍傭工竟然誣陷他太太毆打她。當時她報了警，警方上門，調查後傭工說不用去醫院驗身，只要求立刻離開。朋友當然應承，因為已經失去了互信，便讓她立刻收拾行李走了。原來外傭這兩天因和菲律賓丈夫感情出了問題，情緒非常反覆，朋友太太還好心，叫她不如請假先回菲律賓看看如何，卻想不到她竟然用苦肉計。

　

　　怎知兩天後，警方來電約朋友太太去警署調查。原來外傭當晚離開後，自己走去醫院驗傷，然後拿著醫生紙，第二天去警署報案。

　

　　這可是大事，尤其於朋友和朋友太太來說。朋友十分氣憤，說警察上門時，已經問外傭是否需要驗身，她說不用，為甚麼事後才去驗身？當時已報警，警察也上了門，問她追不追究，她說不用，為甚麼事後又去報案呢？這不是不合理嗎？他十分理直氣壯的準備陪太太去警局。

　

　　我立刻叫他找律師，他問為甚麼，這不是證據確鑿嗎？我說這不關乎事實，而是漏洞，因為我們沒有受過多少法律訓練，不知道說話時或許有講了一些不重要的東西，卻被認為是重要證據。

　

　　幸好，他聽了。找了律師一同上警局，律師的建議是叫他太太甚麼也不要說。之後，雖說是協助調查，其實是拘捕，既要打手指模，又要影犯人照，這可是侮辱。

　

　　結果，調查一個月之後當然是無疾而終。期間菲傭又去了勞工處說朋友欠她人工，又說是怕朋友太太毆打他而令她離開，所以要賠償，凡此種種就是要令人煩惱不堪，帶來不便，就是要賠錢。

　

　　朋友說即使警察也知道那些外傭講大話，因為他們平均每星期，也有類似案件，都是誣蔑僱主毆打，然後立刻離開，驗傷報警，然後勒索賠償。他言下之意，是幸好朋友找了律師，懂得保護自己，保持適度的緘默。因為很多人在說出事發經過時，因為被誣陷而情緒激動，說得理據不清，結果害了自己。

　

　　錢，應該買不到真相，但肯定可以保護部分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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