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11/2020

休戚與共的社會關係及想像-陳國芳

繁榮安定的香港本就存在的貧富懸殊問題,在疫情下更趨嚴重。(網上圖片)

 

  社會貧富兩極化現象,在最近新冠肺炎的影響之下更趨嚴重。當商業活動停頓,全世界民眾的生計都受到壓迫,中產階層都受到擠壓,低收入的家庭更是陷入赤貧狀態,這種情況進一步拉濶貧富差距。面對這種情況,我們必須重新想像社會的社羣關係,因此很多人提倡社會需要一種團結關係 (solidarity) ,去發展出一種另類的社會或團結經濟 (social or solidarity economics)。Solidarity 這個字比團結有更深層次的意義,所以有人把它翻譯做「休戚與共」。休戚與共事實上是源於人類與生俱來的道德美善 (moral virtue) 而產生的相互依存的關係 (interdependence),人之所以為人,是因為我們並不能忽視他者的需要。這種休戚與共的社會關係,與天主教社會訓導所倡議的共善可以說是息息相關。

 

  天主教的社會訓導中提到,社會需要達到一個共善 (the common good) 的生活模式。共善的生活模式,並不是指每人都平均地得到每一樣東西,而是每人都能夠得到基本的生活所需,從而令人感到幸福 (well being)。共善所需要的條件是資源分配的公義性,當中所涉及的是共享價值的創造。根據哈弗大學邁克爾·波特(Michael Porter)和馬克·克萊默(Mark Kramer)的觀點,創造出一種具有經濟效益的共享價值,是解決社會財富不均的其中一種方法,這種共享價值是令到社會能夠產生雙重回報的果效 (economic and social return)。能夠做到共善效果的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是分享,分享是一種休戚與共的精神,看到社會的需要而願意分享自己的資源,例如經濟資本、經驗、知識,甚至產業等等,而共享價值每每就是基於這種休戚與共的社會關係而被創造,以達致經濟及社會回報的果效。 因此共享價值能夠被創造出來是基於資源的再分配,同時也是一種休戚與共的精神,當社會充斥著一種休戚與共的相互關係,共善的社會便會產生。

 

  筆者記起七十年代的反貪運動及廉政公署的成立,當時老一輩的人都認為不容易改變貪污的問題,甚至認為這是本土的一種生活方式及文化,所以縱使大家看見了很大的社會問題,但當人習慣了,他們竟然害怕改變。香港花了很長時間才能改變這種習以為常的貪污觀念,隨後香港經濟増長, 「安定繁榮」 就成為我們的核心價值,因此我們十分在乎經濟的重要性,但就忽略了其他社會問題。這種情況漸漸形成一種社會契約 (social contract),令到我們願意放棄我們應有的社會價值,賦權給決策者去維持這種安定繁榮的社會秩序 (social order),所以我們對於種種的社會問題都視而不見,認為這些問題在「安定繁榮」及「享樂主義」的前提下,是值得犧性的,我們都把這些問題合理化。筆者感受到在疫情之下,社會開始醒覺,正如社會學家查爾斯泰勒 (Charles Taylor) 所説,在當下的處境中,我們應該有著一個社會想像 (social imaginary),互相有一種共同對社會的理解及願景,以至有一種集體行動去創造出一個另類的經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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