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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4/2019

中國經濟持續發展的策略和對國際經濟關係的啓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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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 嶺南大學校長兼經濟學講座教授 鄭國漢

  3月底獲邀到倫敦大學著名的「國王學院」以《中國經濟持續發展的策略和對國際經濟關係的啓示》(中譯)為題作了一次演講,可能是因為題目緊扣時事,反應相當熱烈。

 

  雖然中國改革開放前三十多年的經濟成果豐盛,令世界驚奇,但近十年來原有發展策略的局限性也愈發清楚。要超越這些局限就必須採取新的經濟發展策略,以創新科技帶動的新經濟增長模式替代資本投資帶動的傳統增長模式。這是因為依靠(1)模仿先進國家技術和商業模式、(2)把工人從農業轉移到製造業,以及(3)把資源從低效企業轉移到高效企業的邊際效益已經出現遞減的現象,而且發達國家市場對中國傳統製品的需求也接近飽和,有些甚至已經出現排斥。另一方面,中國也急需考慮淘汰低效生產和以污染環境為代價的經濟增長。

 

  對原有經濟發展模式局限的綜合憂慮就是怕中國經濟掉入所謂「中等收入陷阱」。從不同落後國家的發展經驗可見,當大部分高速增長的新興經濟人均本地生產總值達到16500美元附近區間時,或者達致美國人均本地生產總值25-30%時,這些國家的增長速度會大幅下降,令它們無法持續地拉近與美國人均本地生產總值的距離。可是,亞洲四小龍並沒有掉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且它們和美國的距離越來越近。中國也會同樣地幸運嗎?

 

  自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中國的年度經濟增長率有明確下降的趨勢,從接近10%拾級而下到現在的6.5%左右,不能說不是先兆(其他相關徵兆是宏觀經濟層面的「全要素生產率」(它反映本地生產總值在生產要素不變的條件下的增長率)下降)。對於中國領導人來說,如何避免掉入陷阱是一個不能掉以輕心的憂患和挑戰,尤其是前美國總統奧巴馬的「重返亞洲」環球戰略,聯合盟友在經濟上孤立中國(尤其是透過「跨太平洋伙伴關係」協議,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在軍事上圍堵中國。特朗普總統在軍事上繼續圍堵政策,在經濟上開啓比TPP更加激進的貿易戰,對中國貨品開徵大幅度的關稅,利用科技禁運(中興通訊)和狙擊打壓(華為技術)手段,逼迫中國在貿易不平衡、投資政策(包括技術換市場的關鍵政策和知識產權保護政策)、產業政策(尤其是培育本國高科技產業的政策)等多方面讓步;有些政治人物甚至意圖改變中國的體制,例如國有企業的地位及存廢。美國高層不但抹黑中國「一帶一路倡議」(有些出言不遜地咒罵它是「掘頭巷、死路」),是「債務陷阱外交」(debt-trap diplomacy),還施壓歐洲盟友加入抵制該倡議。它在拿不出任何證據之下詆毀華為5G技術具有國安危險,放言華為會把外國的數據和信息交給中國政府,要求全球盟友不准華為參與5G流動通訊建設。它在兩個不同領域的行徑,如出一轍。

 

  既然創新是新發展模式的中心內容,科技水平和製造技術的提升必然是經濟發展的策略重點,那推出適當的科技政策和相關產業政策也是必然出路。《中國製造2025》就是這個環境下的產物,令美國大為不安及恐懼。有些國家亦試圖利用貿易戰的壓力威嚇中國放棄有關政策,下面再談。

  

很多大國都採取貿易政策保護自身產業

  

  有些人認為貿易保護和鼓勵某些產業發展的政策就是不當,因為貿易應該是完全自由的。他們可能不知道,除了世界上第一個工業國家英國不需要採取貿易保護其工業化過程,很多大國都採取貿易政策保護自己(相對於工業先進國家)的「幼稚產業」(infant industry),以確保它們的存活和發展。事實上,在國際經濟文獻裏,這個貿易保護(本地工業與外國貨品競爭時為前者設置保護屏障)理論稱為Hamilton-List argument。 Alexander Hamilton是美國首任財政部長,推行貿易政策保護美國工業,給它們成長的機會;Friedrich List 是提倡貿易保護政策的美籍德裔經濟學者,也提倡保護德國製造業的關稅同盟。所以,過渡性的產業政策只有好壞,沒有絕對的對錯,不必用教條態度對待。

  

  在40年前中國是一個中央計劃的經濟,改革開放後逐步市場化和國際化,但政策和市場的關係跟從來就是市場經濟的國家有所不同,所以在世界貿易組織裏很多成員還沒有承認中國是市場經濟。另一方面,中國的發展中國家地位給予了它一些優惠的待遇,包括依法享受某些貿易保護政策,這也令部分發達國家不滿,因為他們認為中國的競爭力本身已經夠強大了。簡而言之,現在除了美國之外,日本和西歐等發達經濟體和與中國在同一發展階段的部分新興經濟體也與中國存在各種利益爭拗。

 

  介紹了這些背景資料後,我在「國王學院」就把演講大部分時間重點講述三個方面:(1)《中國製造2025》;(2)「一帶一路倡議」和(3)今年3月份全國人大才通過的「外商投資法」。

 

  這裏我先說「外商投資法」。它包含中國保護在華外商權利(尤其是知識產權、外商商業信息等)的措施和如何進一步把國內市場向外商開放等法規,影響中國所有的貿易伙伴;它代替了1979-90期間通過的規管「三資」(合作、合資、獨資)企業的法律。很多人不知道,有關開放市場給外商在本地生產和營運以及知識產權的保護都不是世貿管轄的範疇(除非投資措施和知識產權保護措施牽涉到對外商企業進出口貿易的限制),所有都是透過主動單邊自由化政策、雙邊經貿協議、或者區域自由貿易經貿協議來規管。「外商投資法」將於2020年1月開始實施,所以從現在開始有關部門還有很多個月的時間收集有關該法律實施的細節和程序的意見和建議。

 

  《中國製造2025》是在2015年發佈的一份有關中國製造技術和産業發展的重要綱領性文件,目的是用30年時間(自2015年開始), 以世界製造技術水平及能力為指標,令所選擇的十個製造業走過三個階段:從第三梯隊逐漸進入第二梯隊(日本和德國),再超越他們進入第一梯隊(美國),最後在2045年與美國並駕齊驅。

  

  「一帶一路倡議」的綱領性文件也是在2015年發佈的,覆蓋亞、歐、非三大洲六十多個國家。倡議的內容包括開發這大片土地上發達國家以外的經濟,作為中國生產商品的出口市場,同時作為中國進口能源和原材料的可靠供應地,包括部分由中國企業在當地投資設立的供應商。由此可以預期,美國這個世界霸主總要在環球政經舞台上給追趕上來的中國製造各樣麻煩,這個倡議也就具有額外的策略性價值。跟《中國製造2025》一樣,問題不是要不要,而是怎樣做才是最合適,包括這兩個大策略的廣度、深度、速度、和見光度。與搶佔具爭議的領土不同,在具爭議的情況下搶佔區內經濟先機並沒有必要,高調硬銷也是不智;相反,韜光養晦還是必須的。還有,既然目的是要製造共贏,而非獨食,那引入適度的外國合作者建立利益同盟,也是建立「命運共同體」的必然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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