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近在《南華早報》上看到兩篇文章,一篇是葉劉淑儀所寫的
「The roots of our rage」,另一篇是寒竹的「Tearing
the fabric」,都在討論香港現時遇到的問題。
葉劉淑儀在文章談到,暴力正在不知不覺當中侵害香港的社會文明以及城市的穩定。立法會中,暴力的表現形式是不負責任的拉布,以影響香港的未來為代價。在行政長官選舉安排上的過激主張,向官員投擲物品,這種種的暴力行為讓我們不禁想知道,香港到底怎麼了?儘管香港和內地的經貿關連愈來愈緊密,但是很多人依然懷著反對中央政府的態度。
葉劉淑儀寫到,財富鴻溝,日益擴大的收入分配不公平,已經使得香港社會的基尼系數不斷上漲,達到近年的高點。全球化的影響,香港製造業逐漸轉移,產業類型變窄,香港經濟變成以服務業為主導,大批跟製造相關的工作和技能隨之消失。經濟依靠貿易、物流、旅遊、金融和專業服務等與金融中心城市相關的產業。因此,財富集中於地產行業,資金從內地流入,都讓香港的物價水平高企。
對於年輕人來說,置業希望愈來愈渺茫,高昂的房價還擠走了其他經濟活動。來自富裕家庭與基層家庭的孩子,他們獲利知識技能的差異,導致就業機會分化,向社會上層流動的空間受限。另外,對於香港特首是否普選產生,是否代表大眾意願的激烈爭辯,也讓民眾分成兩派。
*政治紛爭轉移社會矛盾*
寒竹的文章認為,香港與內地的矛盾,在本質上是有些人為了轉移香港社會內部矛盾而製造出來的。全球化和大企業主導,使得收入差距擴大,社會不平等深化。2013年,香港製造業從業人口只有2萬人,而過去則曾經佔香港總人口的20%。西方國家擁有高新技術和奢侈品牌,但香港沒有。當低收入群體不斷擴大,中產階級開始消失。
旅遊業幫助香港維持較低的失業率,但是2012年旅遊業為香港GDP帶來的貢獻只有
1﹒3%,旅遊業帶來的工作大都是低端行業,真正得到巨大好處的地產商和經營者,普通人的收入水平卻一直下降,大學畢業生現在的薪酬水平同十年前差別不大,但是地產價格和租金卻已經飛漲。大地產商累積巨額財富,增加了社會的不滿情緒。
寒竹認為,雖然基本法提出維護香港50年不變,但是現實並非如此。中央政府允許香港從過去港英時代港督大權獨攬的政治制度向民主制度過渡,《基本法》中香港特首的權力和立法會的設立與過去已非常不同。在回歸前,港督擁有所有的權力,但是現在的特區政府,其行政部門權力已經被大大弱化。
他又指,香港特區政府需要通過改革去解決全球化之下的經濟邊緣化問題,需要通過政治改革設計再分配機制,以應對社會不公平。但香港不需要政治運動去激化內部矛盾,或者採取任何背離中央政府的行動,破壞法制和經濟,點燃大眾爭執,分裂社會。
*政府方案要得到大多數人支持*
我認為,這兩篇文章所表達的觀點和政治立場,跟作者的視野以及身份背景有關。但是說起導致香港目前問題的諸多因素,有些重要的因素並未被特別提及。了解問題發生的原因只是一個方面,找到解決問題的途徑則是更為重要。
對於香港政府,需要拿出行之有效的方案來解決問題,即使是有效的方案,也要考慮是否得到大多數人的支持,而不是一小部分人將其意願強加給其他人。
在我們所需要面對的很多問題上,港府、特首及各級官員是否持同樣的觀點,並且願意去推動改革,也是一個重要問題。我將在下一篇文章繼續分享這一問題的看法。
《資深基金業人士 雷賢達》
註1:本文為個人觀點。
註2:本文由雷賢達先生以英文撰寫,《經濟通通訊社》記者呂成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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