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９７年香江回歸祖國，特區政府推出「八萬五千」政策，可惜遇上了金融風暴，又「八萬五千」之策並無「彈性」及「推遲執行」（Ｔｈｅ Ｏｐｔｉｏｎ ｔｏ Ｄｅｌａｙ）之本質，使面對巨變，香江被動地捲入了前所未見的危機！這是可以避免的。
有期限的「行使權」合約買賣及其價值模式，於今天日見複雜的資本金融市場有其存在應用之必要，學者發現上一世紀已有學者差點兒解開「計價」之謎。「行使」權限涉及機會率，而期權使金融市場更為「完備」，因為只有期權合約涉及持有人可「放棄」行使的權利：即使可以「行使」，持有權限的人也可以「放棄」不「行使」。例如有老朋友請閣下吃晚飯，可應約也可以不應約。因而不必涉及必須執行！事實上，期貨合約於到期日必須交收，而期權在到期日或之前，可沽出也可「行使」，又或根本不可以行使：因為市況與「行使」條款不符合，因而持有權限的人不可以行使；而可行使也不必要「行使」，使持有人有更大的彈性。買了戲票也不一定要入映院，「損失」了入場權限：即戲票的價值。買戲票，即買入了看電影的「行使權」。不入場也可以，可以放棄入場不用解釋。當然，戲票「若」可以轉售，也可以轉贈給老友記入場。
正式有監管期權市場於１９７０年代發展至今已差不多有半世紀！上市企業、私人企業發行的認股權證也是期權的一種，有價值。而期權可分為美式及歐式，美式期權可到期日前行使又或歐式只可以於到期日才可以行使。期權有買賣者，有買有賣。也可再細分為認購及認沽期權合約，期權計價甚為複雜，因為合約本質可以衍生不同的「行使」機會。
期權行使機會高，價值便高；相反，行使機會低，價值便下跌。甚而行使機會太細，此時即使未到期，價值也可以一文不值。例如可用５００元買入騰訊，但目前股價只有３００元。相差太大，行使買入權，不如以３００元在市場買入股份更為化算。認購乃根據行使價買入資產，而認沽則以行使價沽出資產。５００元沽出騰訊，自然比以市價３００元沽出騰訊更為吸引了。買入認購機會，看價值上升，買入認沽期權，看價值下跌。有買家，必有沽家。如果行使機會上升，沽家潛在損失上升；波動大，反映行使機會不斷上揚，因而即使只有幾天到期，期權價值也可急升。期貨價值不涉及機會（率），因而期貨計價，合理價值之分析相對較為容易。行使機會，涉及機會率及其分布（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簡言之，期權計價可以相對簡單，也可甚為複雜。某一些的期權合約，可能無「直接」的計價／對沖答案，只有「近似」的計價方程式！
Ｈａｎｓ Ｓｔｏｌｌ教授（１９３９－）１９６０年代在未有正式期權市場成立之前，已推導出「歐式」期權於到期日的認購／認沽合約關係。因而認購與認沽可互為構造，亦可用持有的資產及其他期貨合約，建立對沖用的認沽「組合」：１９８７年大行其道，不少大基金用不同方案對沖股票組合，但亦因而衍生「一起」沽「Ｓ＆Ｐ」期指的市況，引致１９８７年１０月出現全球股災：因為基金各自不知道很多對家同時在沽期指，不是看淡後市，而是電腦指令沽期指作「動態對沖」：沽出組合不必用期權「合約」建立，可自行用期指以期權理論建立。
期權市場由場外與場內建構，涉及很多不同資產，而計價觀念相差不遠，但亦有一定的差異。機率分布左右行使機會及價值。由於不少資產成交不多，分析自然困難：因為波幅參考不足夠。Ｈａｎｓ Ｓｔｏｌｌ教授１９９０年代初來港，筆者有幸與他學習。事實上，期權應用甚廣，員工的紅股也涉及「計價」，但市場「不」存在，計價便不容易了。１９９７年期權計價／理論得到諾貝爾經濟學獎。Ｆｉｓｃｈｅｒ Ｂｌａｃｋ、Ｍｙｒｏｎ Ｓｃｈｏｌｅｓ及Ｒｏｂｅｒｔ Ｍｅｒｔｏｎ得到期權計價殊榮。但１９９７／１９９８的金融風暴，ＬＴＣＭ基金倒閉，使幾位學者遇上未可預知的考驗。期權市場的理論價值運作，與理論可以有很大的差別！市場承接力一旦由大轉細，甚而「不」存在，此時期權對沖／價值相去可以很大，使動態對沖失控，甚而期權市場「失效」。
期權理論應用很多。不少基建大計劃，不必「硬」「上馬」。因為涉及「Ｄｅｌａｙ Ｏｐｔｉｏｎ」（推遲執行的價值）。人工島便是一例，因為不起人工島／填海，也可把人口轉入大灣區：政策配合便可！填海於１９５０／１９８０年代必須，今天中國／香港特區「一家親」，填海乃不是唯一的選項了。明白「選擇權」有價值：可行使，可提早行使，可推遲行使等等，對重大施政也甚為重要，有實用價值。
今天各國面對很多經濟及施政困難！政策執行否不易決定。其價值也存在很大的變數。「細」一點的政策，「分段」及有「彈性」本質的公共財政政策，較為可取：因為不必「硬」上馬，又若配合可「推進／提早執行」的內容：「價值」更高呢！《資深市場人士 黃溢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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