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已故香港才子黃霑曾說，承諾別人之前應要深思熟慮，一旦簽訂合約，便要尊重合約精神，千萬不要下巴輕輕，否則名譽掃地，被人看不起。黃霑是填詞人、廣告人、作家及傳媒創作人，創作接近二千首流行曲。同時他也是典型香港人，雖然不是香港土生，但一九四九年他八歲時已從出生地廣州移居香港，在香港受教育，香港大學畢業，而其填詞作品如《獅子山下》，或其上世紀九十年代初的經典廣告作品「人頭馬一開，好事自然來」，都顯出香港精神。至於他強調的「合約精神」，也是香港有異於內地的特色。

 

　　所謂合約，或契約、合同，其理論來自西方，是西方特有的倫理觀念，源遠流長。西方明文規定的合約概念大概在羅馬法出現，但作為一種精神，則可上溯到古希臘。古希臘哲人如蘇格拉底、伊壁鳩魯等，都意識到人與自然分離後，不像中國古哲人那樣用自然的「天道」說明社會的「人道」，而是用合約來解釋人類社會規範的起源。伊壁鳩魯便認為國家起源於自由人的「共同協定」，而誠實遵守這一協定是人們的義務。

 

　　西方文化除了源自古希臘，另一主流是猶太人的希伯萊文化。集希伯萊文化大成的《聖經》被廣泛傳播，深深滲透到西方文化。希伯萊文化特有的思想，就是其合約思想，人和上帝之間有合約，人和人之間也有合約。合約精神代表一種規則，建立在希伯萊文化的「原罪說」基礎上，人類生而有罪，所以種種災難隨著原罪來到人間。因此，只有相信上帝會贖人類的罪，人類才能求得幸福。

 

　　即使不講「原罪說」，從人性出發，英國政治哲學家托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便認為人生來自私，只會維護一己利益，所以必須通過訂立合約，由國家以法律指導，以謀求共同利益。他進一步指出，守約為正義之源，有約而不遵即為不義。這說法使西方的合約精神從宗教文化提升到政治概念，作為一種管理手段和商品交易規則，發展為一種互利互惠的合約倫理，把道德與法治結合。

 

　　中國傳統強調的是儒家的誠信，但並不等同西方的「合約」。合約的存在必須是兩方以上主體達成，但中國人的誠信是對每一個單一主體提出，建立在「原善說」基礎上，認為人類生而有善性，可通過自身修養求得，故誠信是一種道德品質，訴諸良知。儒家的誠信倫理，違反信諾者多受良心譴責，而西方的合約更多訴諸於外在制裁，違約者要遭受法律懲罰。

 

　　回頭看香港，回歸前一百五十多年的殖民化過程，已把西方合約精神植根在香港人心裡，溶化在血液中，落實在行動上。長時期的英式教育，令香港人懂得規則，也懂得遵守規則。反觀內地，傳統文化的誠信之道早已失喪，將西方合約精神移植，又變成南橘北枳，「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合約也變了質，成為一紙空文。看來合約精神在內地目前的文化基礎和商業文明的程度上，還要一段時期才能構築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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