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全國人大常委會8月31日為香港特首選舉下了閘，香港瀰漫政治低氣壓，學界的反應，便是學聯於9月22日發動罷課，參加人數之多，超出預期，共有1萬3千名學子繫上黃絲帶，緊握拳頭，在香港中文大學百萬大道發出怒吼，情況更勝兩年前的反國教罷課集會。他們高呼「命運自主」，齊唱「革命不老」。

　　本港的8大院校合共8萬9千名學生，1萬3千人罷課約為14.6%，雖然百分比不高，但已締造歷史，反映不少大學生極為關注香港前景。學聯秘書長周永康朗讀罷課宣言：「命運危機迫在眉睫，每一個香港人會否都撫心自問：除了我們自己，誰可否決我們這一代人的命運與未來？」

　　這次罷課集會，來自25間院校的師生。有學生上台發言時稱，港人集體患上名叫「旁觀」的病，見到問題會選擇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到無法挽救才如夢初醒。又有20多名大專老師表示支持罷課，揚言罷課多久便支持多久。現場師生在集會尾聲，高呼「抗命不認命，香港我主場！」。

　　罷課大集會只是序幕，學聯隨即把教室搬到添馬公園，先罷課一周至9月26日星期五，呼籲港人每晚下班後到場聲援，並且向特首梁振英「下戰書」，要求他親臨添馬公園向市民交代，否則不排除將行動升級和公民抗命。另一方面，學民思潮則計劃在本周五發動中學生罷課，會有多少人參加，至執筆時尚是未知數。

　　近代史上不乏以罷課作為抗命手段的學運，例如1919年的五四運動、1968年美國反越戰運動，以及今年3月台灣的太陽花學運，學生走到浪潮前頭，對政策以至文化造成深遠影響。但學運能否深化，要視乎學運的後續，會否擴及其他階層，包括工運、商運和社運。學生有的是一腔熱血，有理想有使命而不會計及現實利益，所以能起帶頭作用，但如果學運沒有後續，則學運也難以成功，只能起漣漪作用。

　　像行政會議成員李國章便曾對罷課學生挖苦，謂：“Who cares?”(誰會關心?)這話說得太快，因為學運的後續尚在醖釀，怎能遽下斷語?如果真的由罷課發展到罷市，則李國章還能聳聳肩說“Who cares?”嗎?而且學生以「知其不可而為之」的精神罷課，李國章則以功利心態勸喻，謂「罷課無效，如果有效，我也罷課」，這不但難以說服學生，且在中央眼中，是犯了「政治不正確」罪，等於說罷課有理，他也想支持罷課，只是無效而已。

　　如今暫時未見學運得到廣大市民支持。學運需要得到普羅大眾參與，才能形成強大政治力量。學生需要思考鬥爭策略，審時度勢，爭取各方合作，才有機會成功。但香港一向是保守而務實社會，港人心態多是唯利是圖，雖有不滿，卻願意逆來順受。已有一項民意調查顯示，四成七受訪者不滿人大常委政改框架，滿意的不足兩成；四成三受訪者估計立法會最終會通過政改方案，估計否決的有三成九。市民的看法紛紜，估計政改問題難有轉機，人大常委會已制訂的政改框架，可討論的空間已經很小，故中央與泛民達成共識存有困難。相信不少港人對政府欠缺信心，但他們未必要抗爭，或者可能選擇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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