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首林鄭月娥4月18日出席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理事會就職禮，致辭時提到，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很快出台，香港、澳門與廣東省的社會文化、制度、經濟建設、產業結構的差異，是粵港澳大灣區獨特之處及其機遇所在。這番話頗為耐人尋味，值得好好細味。

　　先看看「大灣區」的概念如何出籠。它的面世不過一年多，是由李克強總理在2017年3月召開第12屆全國人大5次會議中，宣讀政府工作報告時正式推出的。李克強提出要推動中國內地與香港、澳門特區的深化合作，研究和制定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以香港和澳門的獨特優勢，提升中國的經濟發展。

　　粵港澳大灣區，包括香港、澳門、廣州、深圳、珠海、佛山、中山、東莞、肇慶、惠州和江門組成的城市群，是繼美國紐約都會區、美國三藩市灣區和日本東京都市圈之後，世界第四個大灣區。2015年，前三個灣區城市群的GDP總量達1.34萬億美元，人均GDP為20,255美元。

　　2017年4月7日，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制定《2017年國家級新區體制機制創新工作要點》，其中包括廣州南沙新區的工作重點，目標為深化探索粵港澳合作。南沙區轄地原屬番禺區，是首個由地級市自轄的國家級新區，其自由貿易區在廣東省位列第一，囊括金融、航運等範疇。2017年7月1日，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與粵港澳三地政府簽署《深化粵港澳合作，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將按十三五規劃（指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綱要，亦即從2016年到2020年發展國民經濟的規劃），為粵港澳大灣區提供金融、航運和貿易服務。

　　綜觀全球幾個主要灣區經濟，應以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速度最快，港口、機場容量最大，人口和土地面積最多。但現時其人均產值、第三產業發展水平等都相對滯後，反映其發展潛力巨大。如果各灣區按當前增長速度發展，五年內粵港澳大灣區的產值，極可能超越其他三大灣區。

　　這種發展潛力，正如特首林鄭月娥所說，在於粵港澳地區的差異。這種「差異」，從何說起？若說社會文化、經濟建設等差異，其他灣區也有，獨是制度的差異，即港澳的「一國兩制」，一方是資本主義制度，另一方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令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既是難得的機遇，更是充滿挑戰，成為雙刃劍，發展得好是豐功偉績，發展得不好則成爛攤子。

　　粵港澳大灣區的制度差異，雖具潛力，但同時對區內經濟社會的融合，構成障礙，產生矛盾，妨礙區內平等競爭和深度整合。但只要不同體制能衷誠合作，互為補足，揚「一國兩制」之長，避制度差異之短，一方面進一步推動中國經濟的市場化改革，同時借助「一帶一路」的全方位開放，加速中國經濟與國際的融合和接軌。而在國際接軌方面，香港顯然具有其獨特和不可替代的地位，借助香港得益於「一國兩制」的優勢，以及與國際交流的經驗，堪足以擔當粵港澳大灣區內整個行業國際化的推手。

　　當然，知易行難，前景雖是一片美好，可是在落實規劃的過程之中，人性的貪婪及權力的爭鬥難免在其間興風作浪，成為大灣區發展的隱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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