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冠疫苗接種計劃進行得如火如荼之時，由港大醫學院袁國勇教授參與團隊自主研發、全球首款副作用較少的噴鼻式疫苗「衞活苗一號」亦剛進入臨床試驗階段。疫苗於五月開展第一期臨床試驗，在政府2,000萬元的資助下，由港大臨床試驗中心主理牽涉一百名參加者的研究。然而，疫苗仍要進行後期試驗才能推出市場，當中第三期臨床試驗估計牽涉最少一萬名參加者，需要到境外招募對象進行多中心（multi-center）研究。

 

港大自主研發疫苗「衞活苗一號」現已進入臨床試驗階段，目前估計於三年後推出市場。（圖片來源：Brand Hong Kong）

 

港深縱橫多變合作模式孕育新機

 

　　香港能夠成功研發疫苗並非僥倖，而是建基於多所大學在生物科技研究的紮實根基。事實上，香港的基礎研究蜚聲國際，成功轉化落地的研究成果亦與日俱增，不少香港現正使用的新冠病毒測試技術亦為「港產」技術。為促進更多科研成果產業化，一河之隔的深圳正是進入國家龐大市場的門戶。作為國家創新之都，深圳生物醫藥產業2020年增速達24.4%、位居市內七大戰略性新興産業之首。

 

　　坊間提出由香港進行基礎研究、在深圳轉化落地的「前研後產」合作模式論述並非新猷，但從「衞活苗一號」的例子可見，香港的基礎研究實力亦使其精於藥物及疫苗臨床試驗，在生物科技價值鏈中可擔當重要角色。香港的臨床試驗數據屢獲中國、美國、以及歐洲藥監局的認可，港大臨床試驗中心更是國際臨床試驗中心聯盟創始成員之一，與哈佛及劍橋齊名。

 

　　香港的臨床試驗優勢更能創造巨大的外溢效應。面對香港病例數量不多、難以獨自完成後期臨床試驗的情況，事實上，港大臨床試驗中心正籌備在深圳成立分公司，向內地引入國際臨床試驗管理經驗，提升國內醫院的臨床試驗水平。香港除了能為國家現代化作出貢獻外，亦能確立自身作為國際臨床試驗中心的地位，擔任統籌中港多中心後期試驗的角色。而「衞活苗一號」的後期臨床試驗，正是可以由香港統籌兩地完成；與此同時，疫苗亦得到廈門大學及北京萬泰生物參與研發、內地公司負責中試批次（pilot batch）生產，這些亦是港深多變合作模式的範例。

 

 

香港理應把握河套區機遇夥深合作

 

　　香港在生物科技價值鏈條的角色，以及港深兩地的分工合作模式確實值得認真梳理。再以臨床試驗為例，儘管政府有就「港產」疫苗提供資助，香港未有認真看待臨床試驗這個產業並作出相應規劃。國家拍板建設的河套深港科技合作區正恰好提供機會予兩地就建設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博採眾長。

 

　　對岸的深圳市政府至今已發佈多份發展生物醫藥的政策文件，並於去年8月特別就河套區深圳園區發佈規劃藍圖及支持措施，旨在對標香港及國際上最有利於科創的機制，現在更正籌備邁向2035年的中長期規劃。然而，香港仍未就生物科技發佈發展藍圖、亦未就香港園區作出周詳的產業規劃。香港在新冠疫情期間確實表現了巨大的科創潛力：只有刻下積極確立自身優勢、探索夥深合作的適切模式，讓疫情成為分水嶺，方能成就科創未來、共建生物科技創新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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