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1/2021

《知識份子與社會》:兩個世紀以來,知識分子如何對社會造成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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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怡

    1936年生,1956年開始寫作及編輯生涯,至今逾50年,任《七十年代》(後改名《九十年代》)總編輯28年。50多年來不間斷地在報刊寫小品文和政論,編輯和寫作均秉持忠於自己、質疑權貴、就事論事、不怕獨持異見的原則。近年有《細味人生100篇》《閱讀人生100篇》《感悟人生100篇》三本新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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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索爾在《知識份子與社會》(Intellectuals and Society)一書中,用大量事實,批判知識分子在兩個世紀以來,以他們不需負責的言論引導社會,而造成的禍害。他認為,「人類絕大多數的災難,恰恰是由這些自以為最聰明的群體造成的。」

 

  知識分子指的是產製觀點的人,而一旦知識分子所產製的觀點,由他們身旁另一大群人士加以向外傳播——這些人士包括教授、老師、作家、記者、官員議員及其助理或其他「知識界」(intelligentsia)成員等,便會對社會產生巨大,甚至關鍵的影響。

 

  他認為,要列出知識分子的貢獻有點難,但要舉出這群人從過去到現在對社會的破壞,就容易多了。許多人為災害——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歐洲獨裁政權的興起,1930年代經濟大蕭條的延長,甚至當今校園內缺乏言論自由、只容許知識分子主流意見的情形,這些災害背後都有難辭其咎的知識分子。

 

  但現實與知識分子的斷言往往有很大差距。例如,在槍枝管控議題上,知識分子常認為「槍枝管控鬆散,導致殺人犯罪率增加」。因此美國殺人犯罪率高的原因,就是槍枝管控鬆散。可是統計數字顯示:

 

  巴西、俄羅斯的槍枝管控比美國更嚴格,殺人犯罪率也比美國更高;德國、比利時、法國不禁槍,殺人犯罪率卻低於禁槍的盧森堡;墨西哥人民擁槍率低於美國,殺人犯罪率遠高於美國;20世紀初英國不禁槍,二戰後開始管控槍枝,殺人犯罪率於1963年躍升為20世紀初的兩倍;1960、1970年代美國殺人犯罪率持續竄高,1990年代大幅下降,同一時間區段內,私人擁槍率一直成長,可見槍枝管制與殺人犯罪率之間沒有關連。

 

「一分鐘閱讀」推介書籍

 

《知識份子與社會》

作者:湯馬斯‧索爾

由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本文摘自香港電台第一台 (FM92.6-94.4) 李怡主持的《一分鐘閱讀》。該節目逢周一至周五播出,並存載於港台網站 (rthk.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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