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屆行政會議成員名單於上周三（6月22日）公布後，我收到很多朋友及市民的訊息，也接受了不少傳媒訪問，發現社會大眾對行政會議的角色及功能不完全了解，我作為新一屆行政會議召集人，就在這裏跟大家解釋一二。

　　首先，《基本法》對行政會議的性質及工作有明確界定。《基本法》第五十四條列明「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會議是協助行政長官決策的機構」，而第五十六條亦說明「行政長官在作出重要決策、向立法會提交法案、制定附屬法規和解散立法會前，須徵詢行政會議的意見，但人事任免、紀律制裁和緊急情況下採取的措施除外。行政長官如不採納行政會議多數成員的意見，應將具體理由記錄在案」。

（資料圖片）

行政會議制度沿用百多年

　　行政會議的前身是行政局，這制度已沿用百多年，一直行之有效，《基本法》保留了這個制度，由九七年前的「總督會同行政局」（Governor-in-Council）演變成九七後的「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Chief Executive-in-Council）。九七前，行政局的會議文件會用紅筆寫著「the Council advised and the Governor ordered」，九七後則改為「the Council advised and the CE ordered」。「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要就很多政策作審批及決定，例如兩電的利潤管制協議，這是行政主導的由來。

　　要留意的是，行政會議是行政長官的顧問團，我們向行政長官提供意見，但是沒有立法權也沒有執行的權力，有聲音建議加強行政會議的實權，我認為行不通亦不需要，否則行政會議變成六司十五局之外的三不像部門，既架床叠屋，更會導致彼此權責不清，擾亂行政長官施政。

集體負責制與集體保密制

 （資料圖片）

 （資料圖片）

　　由九七前傳承下來的優良傳統是集體負責制。事實上，行政會議容許成員在會議內自由表達不同意見，甚至會有激辯，但是當「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就某政策拍板通過作了決定後，我們便需集體負責，支持特區政府施政。

　　集體保密制是另一項十分重要的原則，行會成員可以在會議內表達不同意見，但是不能在會議外披露會議內的討論內容，更不能披露行會文件。集體保密制與集體負責制相輔相成，是行政會議暢順運作的關鍵。新一屆行會成員都是經驗豐富、身經百戰的前局長、公職王，深諳這些規矩，維持集體保密及集體負責，並無問題。

　　此外，新一屆行會成員有不同政黨的領袖暨立法會議員，也有無黨派的資深立法會議員，這個構成有助政黨及議員把市民的聲音帶入行會，有助行政長官掌握民意，對於改善行政立法關係、加強合作、加快推動政策十分有利。

行會召集人應與行政長官緊密合作

　　至於大家很關注的行政會議召集人，首先我十分感謝候任行政長官李家超對我的信任，委任我為新一屆的行會召集人。我認為召集人十分重要，應與行政長官有十分緊密的合作，包括商討行會會議的議程安排、加強對外解釋政策等等。

　　不過，即使我是召集人，一個人的能力始終有限，唱獨角戲是沒用的。正如候任行政長官李家超提出的「我和我們」，行會成員都是不同範疇的專家，屆時大可分工合作，不同界別的專家向公眾解釋不同的政策，那就事半功倍。

　　其實本屆的行會已有設立不同範疇的政策小組（policy group），原意是讓成員提出議題，大家一起討論、研究，不過2019年後特區政府有大量緊急事情要處理，政策小組便鮮有著落。新一屆行會大可延續這些政策小組，加強交流。

年輕人應先累積經驗

　　最後，有意見認為行政會議缺乏年輕成員，我認為無可厚非。畢竟行會是特區政府的高層次諮詢組織，討論的是影響全香港的政策，成員需要有豐富的知識、經驗及閱歷，未必是年輕人能輕易駕馭。若年輕人有志從政、貢獻香港，大可以加入政黨政團，從事地區服務，投身選舉，或者加入諮詢組織，甚至投考政務官，投身政治助理等等，累積經驗，假以時日，必有所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