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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6/2017

回歸後香港經濟哪裏出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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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陶冬

    陶冬

    持有美國猶他大學經濟學博士、碩士及北京外國語大學學士學位。他對亞洲地區的經濟極有研究,尤其對中國經濟的見解更爲深入。陶博士曾就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及2004年中國宏觀調控等問題作出前瞻性分析和預警。陶博士過去於多家國際及知名的金融機構出任亞洲區經濟研究部及中國研究部主管,工作地點遍及中國、美國及日本,自1994年起獲派駐於香港任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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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冬天下

  朋友寄來一張很有趣的電子中國地圖,上面標有香港和十餘個內地城市,每個城市有一個小視窗,視窗裏動態地演示著該城市交通網絡的變遷,從九十年代開始直至今日。這二十年中,香港的城市布局與交通網沒有甚麼變化,內地城市卻全部出現了一次飛躍式的發展,不僅北京、上海、深圳如此,鄭州、重慶、西安也一樣。

 

  交通網絡建設不是一個城市發展的唯一指標,不過這張地圖卻直觀地、清晰地反映出香港與內地城市在經濟發展上的此消彼長,逆水行舟,不進則退,香港經濟錯失了中國經濟騰飛所帶來的黃金窗口期、轉型期。

 

  回歸後的香港經濟並非一無是處,金融業更是一支盛開的奇葩,香港金融在過去二十年完成了從地區金融中心向全球金融中心的變身,躋身「紐倫港」三大資本市場,股市集資甚至多年忝列世界第一。這是回歸後最值得自豪的經濟成就,也是支撐香港的最重要支柱產業,更是未來若干年的一個主要增長點。

 

  香港旅遊業一直是經濟的重要增長引擎,更曾在自由行的強力拉動下鑄造出一時的輝煌。但是隨著自由行喧囂漸靜、港幣匯率居高不下,旅遊業感受到陣陣落魄。

 

  其實無論金融業還是旅遊業,香港自己做的有限,多數生意來自內地,自由行更屬中央政府直接送禮。在筆者看來,目前香港經濟是一好遮百丑,依靠金融業的旺景,維持著表面的繁榮。

 

  鴉片戰爭之後,香港很長時期維持著與內地的中介、買辦角色。改革開放以來,香港對內地的中介重心大約轉變了四次,招商引資、設廠投資、貿易平台、金融平台,成功的底蘊是香港在資金、信息、基礎設施、資本市場上的優勢。不過除了資本市場,這種相對優勢變得愈來愈小,個別領域甚至出現了相對劣勢。在中國完全開放資本項目之前,筆者相信香港在幫助資金跨境流動(尤其是幫助中國資金出海)上還有較大的空間,但是除此之外香港與內地之間的中介套利空間愈來愈稀薄。

 

  香港的結構性經濟問題,更多是內生的。回歸二十年,香港出現了明顯的三個趨勢。1)經濟房產化。在土地政策和房地產政策上,港府出現了重大的失誤,導致房價飆升、租金高騰、資源錯配的局面。房地產一支獨大窒息了其他行業的發展,令經濟轉型裹足不前,也加大了系統性金融風險。2)管制政治化。行政立法對立之下,港府的施政管治能力幾乎處於癱瘓狀態,官場文化追求「少做少錯」,政府也難吸收商界精英入局。缺乏戰略人才、疏於戰略布局,經濟轉型自然裹足不前。3)機會固態化。自由經濟、百花齊放,曾是香港傲視全球的立命之本。苦幹、巧幹便能夠攀爬社會階梯,但是如今舊行業多為壟斷把持,新行業機遇有限成本頗高,年輕人向上爬的機會愈來愈少。這三化如果不能得到有效解決,香港經濟在未來二十年也難有大作為。

 

  出路在哪裏?大家不約而同地將眼光轉向政府,希冀港府可以拿出一套方案來振興香港經濟。港府是問題的一部分,也是解決方案的一部分,但是在香港經濟史上,政府從來都不是經濟的主導力量,香港的成就是靠李嘉誠們和獅子山精神做出來的。筆者認為,過去二十年香港經濟的沉淪,最大原因就是喪失了獅子山精神,借用特朗普一詞「Animal Spirits」才是香港經濟最需要尋回的。

 

  本文為個人觀點,並非任何勸誘或投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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