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疫情擴散，當局出重招抗疫（如武漢封城等），對經濟的打擊日大，影響為何值得探討。疫情乃巨大的黑天鵝，突然出現事前預警甚少，２００３年的沙士經驗可供借鑑。
＊不利經濟因素多＊
無疑影響多大與疫情發展緊密相關，故存在較大的不明確性。畢竟這種新病毒的特性有待查清。但與沙士相比已呈現明顯的不同之處：殺傷力較弱而傳播力較強。這樣不利於控制疫情，因此擴大了對經濟的打擊：擴散面更廣速度更快，令受控所須時間也會較長。自有確診數據以來一個月便近６０００宗死逾１３０人，已比整個沙士確診數目為高，而確診死亡率只稍逾２％。沙士由２００２末至２００３年８月中全部確診５３００多人死３４９人，死亡率約６﹒６％。死得人多有助社會提高警惕全力嚴防，時間拖長影響面廣則經濟損失量大且恢復較難，引發結構性轉變的機會也更高，更多的企業要倒閉工人要失業，債務壞帳投資損失及走失的機遇均更多。
另一個不利因素是經濟對衝擊的承受力較沙士時弱。首先是當年中國經濟正處高速擴張期底氣甚盛，而今天卻處於下滑時增長要盡力保六，增長幅度也由當時的約１０％大降四成，底氣明顯不足。沙士發生的２００３年四個季度增長為９﹒９％、６﹒７％、９﹒１％及９﹒６％，次季受創甚多（跌至約三分一）但之後便很快恢復。今次情況或更差，受創時間會更長恢復更慢，損失也更大：若ＧＤＰ增幅跌一個百分點，當年增幅損失一成，今天卻要損失逾一成六。
＊官方反應慢＊
承受力差還有一個結構性因素。當年拉動增長的三頭馬車俱強，且以投資最盛淨出口也很高，到今天投資及淨出口俱弱而只靠消費拉動。不幸者是疫情打擊最先也最重的便是消費。消費還將轉向網上，令網下的門店受損更深，而跨區消費包括外遊將受重擊。至於應對能力方面，理論上今天遠比當年強，經齊規模物質基礎和國家、社會擁有的財富均遠勝當時：２００３年中國ＧＤＰ約１１萬億元，去年已近１００萬億。更關鍵者是科技水平遠超當年，在基因、生物工程、醫藥及信息等多個技術領域中國已屬國際先進及部分領先地位。另方面，不幸者是官僚管治水平殊不理想，且未汲取當年沙士的教訓。正如官媒《環時》總編胡錫進所指：當局反應太慢，特別是未能及早處理好海鮮市場及當地小區的疫情，故武漢市及中央衛健部門要負責任。要到１月２３日武漢才封城確太遲了，筆者早在１月６日的一周便深感情況不妙，陸續告知親友切勿北上大陸。能早兩周封城擴散情況便大不一樣，情況會好得多。《資深評論員 凌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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