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我世說－張翠容》印尼深層次心結，六五剿共屠殺難平反

　　發生在1965年軍事政變中的印尼剿共大屠殺，乃是一個歷史大傷口，更是當地華人的夢魘，一直未獲平反，直至日前印尼總統維多多在一演說中承認，印尼在過去曾犯下許多嚴重侵犯人權事件，當中包括1965年和1998年的暴力事件，大量華人受牽連被殺，後者更涉嫌有華人婦女遭強姦，都未有得到官方認真的調查，終於維多多開口了，但他只表示遺憾，人權組織不滿，指還欠一個道歉。
　
　　維多多為甚麼只表示遺憾，不作道歉呢？事實上，多屆總統亦持這樣的態度，不無原因，這可能非不想，而不敢也。我們有否留意到，當維多多談到1965年屠殺時，總統府外面有不少人在抗議，高喊反共有理，何須道歉？！他們大多是穆斯林，反共情意結早根植在心中，深信當年不踢走親共的蘇卡諾，印尼便成共產國家。
　
　　這和當時美國總統尼克遜夥拍蘇哈托，共同開動的宣傳機器及驚嚇的政變行動有關，在印尼老百姓之間已收了極大的震攝之效，特別是穆斯林社群，他們深信無神論的共產黨就是最大的異教徒敵人，令「共產主義」成為印尼最大的禁忌。因此，自65年事件往後的數十年，一種蘇哈托式史觀的黑暗論述不斷受固化，對這段反共清洗歷史的頌揚，把好幾代印尼人徹底洗腦，至今仍未給糾正過來，這使得人權組織勢孤力薄。
　
　　美籍導演歐本海默(Joshua Oppenheimer)企圖抗衡這種黑暗論述，花了6年時間還原事實真相，製成紀錄片「我是殺人魔」(The Act of Killing)，但一直遭禁止在印尼上演，拍攝時也只能偷偷摸摸。印尼主流社會不僅未有對那段黑暗歷史進行反省，反而不時上演新紅色恐慌。
　
　　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印尼是美國防止鐵幕築起的東南亞第一大國，也是西方在亞太區的反共橋頭堡，因此左傾的開國元首蘇卡諾必不見容於西方，更何況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乃是東西方陣營冷戰的高峰期，也是美國因協助各地剿共而導致政變和暗殺頻生的時期，從拉丁美洲到亞洲，只不過印尼65年大屠殺的受害者人數也太誇張了。
　
　　國際社會估計受害者約在50萬到一百多萬之間，但曾親自參與大屠殺的陸軍「紅帽子特種部隊」司令沙哦野地在臨死前寫了一本書《50 Tahun Merdeka & Problema Tapol》(Napol,1995)，書中他坦白承認，在他的命令下曾殺掉上百萬人。他不是唯一的劊子手，那麼，犧牲者總數有可能更多，當中有不少為華人，屠殺的過程是如此盲目和殘酷，寧濫莫縱，可與納粹大屠殺相提並論。
　
　　根據數年前美國的解封檔案揭露，證實了美國政府對當時軍方主導屠殺的規模以及穆斯林組織參與殺戮完全知情，並向劊子手提供了一張涉共人士的名單，當中其實有不少無辜者，但美國隨後更支援蘇哈托的屠殺和政變行動。難怪蘇哈托一上台，即找來一批美國專家作顧問，並對美國在印尼的經濟利益，給與毫無保留的照顧，這包括對蘇門答臘的熱帶森林開發，其中最惹爭議的就是美國在新幾內亞島西部的伊里安查亞省(Irian Jaya)的資源開發手段，這個省現在改稱為西巴布亞(West Papua)。
　
　　記者皮爾格(John Pilger)在其著作《新的世界統治者》(The New Rulers of the World)對印尼蘇哈托在1965年展開的剿共大屠殺，有這樣的描述:「一個軍事獨裁者接管了該地區，一百萬人被殺，但自此紅地毯為西方資本鋪開。這是美式全球化在亞洲的開始，而印尼成為世界其他地區的榜樣，血汗工廠和腐敗的權貴資本主義則是蘇哈托留給印尼的遺產。」
　
　　可是，印尼好些激進穆斯林社群仍以反共為己任，這幾年都不時突然發生零星的反共產黨示威，例如年前在中爪哇省主要城市之一梭羅(Solo)，有人焚燒印尼共產黨國旗，但沒有主流媒體報道，只有當地小報和獨立網媒流傳。在今次中美新冷戰時代，類似梭羅的示威會否不斷上演，而當地華人又恐成代罪羔羊？實在值得我們關注。
《資深新聞工作者/戰地記者　張翠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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