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藝術·藝術政治?一段相愛相殺的關係,上演一場激烈碰撞的戲碼
#Art & Culture #政治藝術 #藝術服務政治 #宣傳藝術 #海報 #神話化 #巴丟草 #共歌 #Gongle #Mind the Mind #謝斐 #白雙全 #卡爾維諾有人的地方就有政治,同樣有人的地方也從不缺藝術,而藝術和政治驟眼看是兩個毫不相關的獨立個體,但實情是兩者之間有種說不清道不明的糾纏關係,你以為浪漫動人,其實就是相愛相殺。
「藝術」看似虛無縹緲、吃飽無事做的行為,為何還能「生存」?因為它擁有抨擊意識形態、打破刻板影響和影響固有價值觀的能力,並且是在不知不覺中發生……而這不正是政治家愛藝術的緣由嗎?
談及藝術史,從不缺畫家為皇權、宗教服務的藝術作品,由雕塑家為英雄塑像至畫家為領袖人物繪畫肖像畫這類藝術符號裡,就可見藝術與政治之間的關係幾乎沒法撇清。曾有那麼一段日子藝術似與「自由」相遇,由畫室內搬至室外,進行寫生,但戰爭的到來,便將一切打回原形。
藝術,是武器
古希臘/古羅馬時期對英雄、優勝民族的神話化,相信是每個政治家都沉溺的。但當藝術如實倒影時,問題就來了,他們無法接受這種背叛。凡事皆有兩面,對英雄主義的宣揚和神話化同時也暴露了戰爭的存在,而戰爭的結果在他們眼中往往只有贏和輸。在萬般壓抑、恐懼和無奈下,幻想破滅了,不同的藝術品與思潮就此誕生。畢加索曾說過:「繪畫並不是為了裝飾住宅而創作的。它是抵抗和打擊敵人的一個武器。」而《格爾尼卡》(Guernica)就揭露了戰爭的真相,給了一貫只展現英雄和勝利一面的宣傳藝術一擊重錘。試問獨裁者希特拉又怎能接受,故此他把印象派、達達主義、立體主義、抽象主義等藝術思潮歸納為頹廢藝術(Degenerate Art),禁止藝術的自由。
在戰爭和革命期間,海報是政治宣傳和招兵買馬最好的「藝術品」,由希特拉至毛澤東無一不用。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國共產黨也參考了蘇聯的政治宣傳手法,大量海報用色鮮明,以誇張、激昂的口號煽動人心、招募軍人、保護家園及美化共產黨自身為目標,將藝術視作為服務政治的角色。在文盲居多的毛澤東時代,圖畫正是最為直接和最具感染力的辦法,而一向對未來存有美好幻想的人民們又怎會不被這種激動人心的「偽術品」所打動呢?
納粹的宣傳海報
蘇聯的宣傳海報
中國的宣傳海報
當藝術被政治騎劫,淪為宣傳政治的工具時,它就已經徹底失去了獨有的價值。而藝術家也再不是藝術家,只是一個拿著樣板日夜趕工的工廠工人罷了。
藝術,是見證
剛才說了當藝術淪為宣傳政治的工具時,就已失去了獨有的價值。但其所衍生的「藝術品」是否真的沒有價值了?站後一步看,那些藝術品將會成為歷史的遺物,就算過了一百年,其獨特的語境和意義都不會改變,是歷史的見證。
慢慢地,藝術逐漸從服務政治中走出,還扛起了呈現政治時弊的「責任」,將被禁止討論和敏感的事件直接或隱晦的呈現出來。當政治無法再玩弄藝術,更將其黑暗一面所呈現出來時,唯有打壓,因為他知道藝術具強大的力量,那知面與刺點足以悄悄的溜進你身,偷走你心。但愈是打壓,愈是反叛,愈能證明其不能磨滅的存在價值。
早前,由Hong Kong Free Press、無國界記者及國際特赦組織為澳洲華裔漫畫家「巴丟草」舉辦的展覽 — 「共歌」原定在11月頭進行,卻在展覽前決定取消,主辦單位表示因收到當局對「巴丟草」的恐嚇,基於安全理由故取消了展覽。消息傳出,黃之鋒和Pussy Riot等人曾到大館聲援,不少藝術界人士也表示失望。若看過「巴丟草」的作品,對於為何取消展覽相信也無須多解釋了。他筆下鮮明的用色和主題猶如達達主義般尖銳,直接,反叛和具挑釁的風格足以觸動你我神經,而對於無法舉行展覽也不必感到可惜,這個「打壓」不就是一個「行為藝術」嗎?
藝術,是發洩
卡爾維諾曾說過:「因為壓抑,所以有寓言。當一個人無法明白表達己念時,便會寄情於童話。」寓言故事的藝術與當代藝術的呈現倒有幾分相似,說一些、留一些,再剩下一點空間給大家聯想。
說起這個月,還真是多事。巴丟草被取消展覽,隨後流亡海外中國作家馬建本於大館舉行香港國際文學節講座也險被取消,結果已不是重點。「馬建事件」發生後,本地藝術家謝斐潛入大館,將美術館樓梯出自英國藝術家Ceal Floyer 2006年的作品「Mind the Step」告示改為「Mind the Mind」,以回應及發洩對事件的不滿與看法。作品改動雖不大,卻耐人尋味,尤其是發生在大館這前身為囚禁自由的地方,其語境顯得特別諷刺、足以將事件發揮得淋漓盡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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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自帶沉重和複雜,這種特質非每個人願意去觸碰。本地藝術家白雙全常帶觀者走進一個天馬行空的世界,一系列富有創意的作品如《$132.30的神蹟》、《發誓與食生菜》及《等一個朋友》等生活看似不起眼的事情、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宗教文化,社運及政治議題都是他的靈感來源和創作主題。曾與他有過對話,得知他曾花了十年收集體溫的記錄也因有更想做的事而停下了,而那些更想做的事發生在雨傘運動時/後。他沒有太多表情、略帶些許沉重說道:「那段日子有很大的影響,不止是自己,相信每個香港人都是!」當時他走進法庭,用筆素描記錄審訊過程,不少作品亦就此誕生。談到此處,忍不住好奇問道:「做政治議題不累嗎?」他卻毫不猶豫地坦言:「不是累,反而是療癒、是發洩!」
卡爾維諾說:「等時機一到,也就不再需要寓言故事,作家可以從事別種創作。」而他說的這個時機就是法斯政權結束的戰後。縱觀現今香港,相信寓言故事仍有存在的需要,而藝術或許就是他們寄情的童話世界,在壓抑底下尋回的一絲呼吸空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