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t & Living

　　「張大千」（1899-1983）這畫壇金漆招牌，每次亮出，無往不利，例不虛發，從歷年報捷的國際拍賣會銷售記錄，到備受爭議的敦煌壁畫事件、藝評界某些「談創新但只不過repackage唐代」臆測論述，新聞舊聞自他1983年去世後不竭議論炒作，無論作為「巿場工具」，就如聽到畫室學生說最近公司籌備晚宴便以張大千為theme，又或者，供門外漢食花生，早掉得一地是殼，何妨繼續盲衝流量，今時今日爭取多贏多fo局面才是王道。

　　但作為一個藝術家，姑勿論其創作心態有幾genuine，甚至私生活（四位太太，留了一半家人在中國，餘生不復見）能否撐得住道德家的放大鏡，其藝術造詣及公眾認受性是否最重要也好，或許可藉由不同渠道，從其人生歷程，爬梳各式各樣蛛絲馬跡，試圖將張大千還原為一個有血有肉有思有想的人——雖然最終也許仍落得瞎子摸象的幻象，一如張大千長子張保羅所說「世上沒人懂我父親，我自己也不懂他」。

　　說來說去，其實源自早前蘇富比梅雲堂預展及拍賣外，上週末到故宮文化博物館，入座拜聽大型長篇紀錄片《萬里千尋》導演張偉民分享她耗時12年漫長製作過程的點滴——據紀錄片文案介紹，張大千在中國被廣泛譽為20世紀最傑出的畫家，甚至「最後一位文人畫家」，這一切自1949年鋪展開來，他選擇自我「放逐」遠離家鄉，漂泊海外，在異國包括阿根廷、巴西、加州等地度過生命最後三十年。100分鐘長的《萬里千尋》探究和表現了這位畫家在海外後半生藝術和精神求索，從而感受一位從東方走向西方並成為具有全球影響力的藝術家的心路歷程。

　　張偉民本身是加州州立大學教授，也是電影人，隨著她的研究與分享，從搜集不少跟張大千第一身接觸過、生活及交往過的家人、收藏家和學者訪資料，得出一個「追星」梗概——這位足跡遍佈美國、巴西、阿根廷、中國內地、香港、台灣等地的藝術家，帶著某種精神流亡之態，到地理上距離中國最遠的「世界盡頭」阿根廷，買地建造他的「桃花源」八德園，但先是隨他到敦煌臨壁畫甚至移居海外的愛侄張玉彼得因病早逝，八德園後來又遭水淹，桃花源夢失，冥冥之中遭受天意打擊，也無阻他從巴西一躍日本以至巴黎與德國開辦畫展，釀成國際藝壇聲名大噪，這中間的人脈關係建立，是憑藉個人抑或團隊之力，又或時勢造英雄，就算是第一身接觸過畫家的人，其看法也有機會平面或偏頗，紀錄片以外，不知又有誰可從哪些蛛絲馬跡看出端倪？

　　藝德雙修者向來少，雙全更少，若有的話，都大多隱居桃花源不見人，但總有例外；而被稱文人，一生也仿傚「偶像」蘇東坡式形而上打扮，除了導演張偉民提出的一些謎團外，若以中國書畫追崇的道家思想推論，張大千的長袖善舞相對潛藏，彷彿略欠謙厚低調隱伏；甚至未及完成的巨幅《廬山圖》，在人生最後階段帶著病軀又是如何落筆？張大千個子不高，但抱有雄心，一生精華，或見於兩方印章「直造古人不到處」及「不負古人告後人」，有鴻鵠之志，承傳之餘，又談突破，無古無今，創立自己品牌傳奇。以至身後這些年來的主流論述有否避重就輕，在名牌效應的光環包裝下，有否過度浪漫化想像，避談遭受非議部分，是否足夠中肯，實在有待紀錄片觀眾明鑒，看看大千世界的「廬山真面目」，那個internal reality是一番怎樣的風景？

　　身邊某後生專才女封林峯為偶像，斥資3億的電影《九龍城寨之圍城》開鑼，在某謝票場跟他合照，放上IG Story，我才如夢初醒，繼而被各類電影花邊洗版，包括美術總監麥國強講解如何在屏山公立達德學校及西貢成豐片場等地「重建」九龍城寨、伍允龍面對挑機觀眾的武德及氣量，當然還有林峯剔除電視味，煥然一新的演技，雖然或如友評價它是「一套拍得很靚的武打片」，統統湊成熱話。

　　很多人對城寨存有不同幻想——城外的人好奇走進去，城內的人又渇望走出來。至於我，每當提起九龍城寨，必會想起小時候長年受哮喘病之苦，母親遍尋良醫不果，因緣際會，卻在香燭店忽獲介紹到九龍城東頭村道某處看張x芬醫生。她從內地來，住城寨，像其他從內地來的牙醫一樣，除了懂西方醫學知識，也懂一點古方偏方，雙管齊下，我的哮喘才漸漸好起來，最終並得以「斷尾」，可以再上體育課。

　　那些年，每次覆診，坐車轉入東頭村道，必會經過見到候王廟，也會在城寨附近蹓躂，碰過住在東頭邨22座的劉克宣（1904-1983），記得是剛播出《執到寶》（1980），不久便驚聞他逝世；也在城寨裏掏錢買第一本小說，關於中國民間奇談；初中時，曾在李惠利工業學院（後來變成香港專業教育學院）上金工與木工課，都是難忘的經驗。

　　電影說的，當然不是這些，畫面重塑了那些龍蛇混雜「三不管」的狀態，但更重要的，西方學術界關注九龍城寨，因它的破格建築特色，無論功能及規劃，縱橫交錯，亂中有序，記得香港電台某記錄片，便曾描繪出，不同類別的店舖，例如士多、雜貨舖、診所、餐廳，甚至住宅，都共用同一出入口——即是說，出入經過某個住宅客廳，也是等閒。

　　外國攝影師 Ian Lambot 和 Greg Girard在80年代末開始，花了五年時間，在城寨拆卸前，詳細拍攝內裏這些建築細節，記錄並輯成《City of Darkness: Life in Kowloon Walled City》（早幾年終發行中文版）。我認識前者，曾與他共事，翻譯其他關於建築設計的書。每次提起城寨，他都說那些「出出入入」的奇遇，包括如蟻洞的通道，是如何讓他大開眼界。

翻查資料，後來日本的可兒弘明帶領他的研究隊伍，深入城寨量度間隔，成書《大図解 九龍城》。有日本朋友告訴我，記得當年拆卸，日本電視台還現場直播，對此甚為重視，香港這邊只因普羅大眾認為它是貧民窟，便沒反對拆卸，失掉這重要建築群。

　　已故掌故家魯金（原名梁濤，1924-1995）著《九龍城寨史話》，考證史實，例如二次大戰時，日軍一度把城牆拆去，充作興建啓德機場的材料，也附添詳細清拆建於1847年的城寨。有時候想，若九龍城寨還在，每年可吸引多少遊客訪港？90年代保育議題聲音還未普及，遑論這段殖民地時期的「黑歷史」，政府除之後快，待至近年乘懷舊風潮，但若操之過急，過度賣弄昔日情懷，又難免墮進既”kitsch"（媚俗）且三不像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