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x & Love

　　《給十九歲的我》啟播時，幾乎每天都在社交平台上滑過帖文，看著劇照中師妹的藍色旗袍背影，不禁想起那段青蔥歲月。嗯，我是英華女學校的舊生，當年隸屬Jenkins house。近日電影的風波，就不在此談論了，希望事情能好好處理，一如學校既往作風，樸實低調。

　　一晃眼，中學年代已甚為久遠，隱形舊生的我更有數年不在香港，母校對我來說是一段塵封的回憶。記得初入學時，看著舊校舍、翻蓋木書桌甚為驚訝，有名的長樓梯足足13層，由10樓走到2樓的電腦室或1樓家政室上課，是遙遠的鐵腿路程。女校的我們有無數特點，一年四季堅持在旗袍外罩上毛衣、PE褲打底，必備的保護罩是因為不欲展露身材，更怕招來別人的目光，身材太好的同學甚至會被取笑……。

　　少參與課外活動兼成績普通的我，在學校是個不起眼的存在，我的校園生活是每星期不辭勞苦地搬著琵琶，轉車回校上課，放學後到大會堂圖書館，埋首在小說書海中，頂著圓圓的眼鏡看遍金庸小說、史記、文學。這段中學生活大概是我人生中最樸素、文靜的時期，與現在打扮得花枝招展，經常風花雪月、談笑風生的我，有著很大的反差！揀科時為興趣選讀文科，後來不時在想要是選較有作為的理科，現在會否有不一樣的仕途？！算吧，半個文人的我，不知不覺當上業餘專欄作家幾個年頭，從文字中獲得難以言喻的滿足感。

　　中學時期女生間獨有的情誼和親密，例如上廁所必定結伴同行、課室內換衫、高談闊論私密事、在小食部買墨魚丸後你一口我一口、互相稱呼老公老婆的日常、一次誤會而獻給女同學的初吻……。回憶有著太多珍貴的人和事，還記得那位坐在我後面女同學的面容、一同去福利部買文具的場景，還有經常從羅便臣道步行至爺爺家吃飯的那段路，情節久遠，卻猶如昨天，現在已人面全非吧。

　　中學是社會的縮影，儘管清一色的女同學，看似能打成一片，但也存在不少是非、小圈子或莫名的比較。同學間更忌諱「發姣」兩字，那些主動結識校外男生、說話嗲聲嗲氣、參加Christmas ball、拍拖，甚至是喜歡粉紅色的都會被label，成為大家談論的對象。年少時的我們就是在跌跌碰碰中，學習處理人際關係，接受自己的不完美，再從中鞏固自信、改變和成長。

　　很多人會說「女校好齋」，那時只專注上學、看書、發白日夢的我，一直心無旁騖，身為女校女生，在青春時期對於初接觸異性、情竇初開、鄰班男同學的情節都沒遇過。而必經階段是身邊圍繞著不少TB或TBG，總有過懷疑自己性向的時候，和女生一起的感覺如何、會否較了解彼此？會是單一的les或是男女通吃的bisexual？！

　　對於後來中同相繼拍拖，依然單身的我們總會特別羨慕，也特別「恨」吧，戀愛、拍拖、男人，都未試過呀。我的初戀發生在20歲，在這個年代算遲，第一次喜歡一個人、拖手、擁抱，讓在女人堆長大的我甚為深刻 — 「我終於有男朋友了」！或者是歷史因素，女校女生對於「有男友」這回事，是會有點沾沾自喜，至少部份的我們到現在還是有同樣想法。多年沒有與男生相處的經驗，對此物種並不熟悉，到底要怎麼溝通和相處，用面對女同學那套行嗎？不懂得男和女在思想與行為上的差異，太多被動、不知就裏、手足無措的時候，需要時間去摸索，學習運用女人的魅力和優勢，哈。

　　對於有男人評價女校女生較彆扭、有公主病、活在浪漫幻想中，我並不認同，性格率直、堅強、有擔當是不少女同學的特點，多年來的drama、fashion show或choir，台上一個個佈景、搬枱搬凳、爬上爬落，都由我們一手包辦，女校女生就是有一份「強」呀！是否較男性化、粗魯便因人而異，但我們不是練成了女漢子，也就習慣了凡事靠自己。未動手，先找人幫，倒不是我們的作風，難怪前男友們對我的評價是「看似女性化，但實際男仔頭、獨立硬朗、不夠溫柔」，就是不懂得像其他女生般主動示弱，溫柔的撒嬌呀！

　　十九歲的我還是個懵懂、未見世面的女生，如果回到中學那時，大概會跟自己說做人要戒hea底，書讀得更好吧。時間過去，人物變遷，那段藍色旗袍的歲月，塑造著現在擁有不一樣特點、氣質的我們！

　　周日晚（16日），第41屆香港電影金像獎舉行了頒獎典禮，一如既往，紅地毯、頒獎台上均星光熠熠；而大家最為關注的其中一個獎項——最佳電影，由紀錄片《給十九歲的我》奪得。

《給十九歲的我》劇照

　　《給十九歲的我》由張婉婷導演執導，原本是母校的委託作品，記錄校舍搬遷下，校園及學生的變化，不過影片隨後演變成一部以人物故事為主的紀錄片，記錄了6位英華女校的學生的成長故事。影片從2011年開始拍攝，前後長達十年，不僅記錄了這群千禧年代的女生的校園生活、課外活動、家庭、朋友的互動，紀錄片也橫跨了這十年以來香港的社會事件，側面描寫動蕩下的時代故事。

《給十九歲的我》劇照

　　影片原本為內部放映，後來舉辦多場優先場，以及正式上映；票房、好評接踵而來，同時也獲得香港電影評論學會的最佳電影獎，如此看來，一切均是往正面方向發展，但爭議也隨之而來。其中一位主角阿聆撰寫了一篇長文，並交由《明報周刊》獨家刊登；當中她提及作為受訪者一直反對電影作公映，並與當時所理解的紀錄片是供製作DVD給校友作紀念有出入；同時，亦提及電影首映後，因壓力尋求心理醫生，醫生診斷後表明作品「不適合放映」等控訴；除了阿聆，另一位主角阿佘也有提及自己曾拒絕拍攝，但卻被說成反叛，也表示不想公映，但在上映前，選擇了妥協；除此以外，有「牛下女車神」之稱的李慧詩也發文表示，自己是被通知出現在紀錄片內，質疑當年取得訪問的途徑與拍攝手法，而這也成為了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給十九歲的我》在上映不久後，便因爭議宣布暫停放映。

　　自紀錄片出現對拍攝倫理及手法等問題的爭議之際，輿論一度發酵，讓原本好評如潮的影片就如過山車一般，直上直落；有人表示若看電影就是助紂為虐，也有有網民針對是否有觀看性發起投票。有類似經驗的音樂家黃家正也在社交平台撰寫了長文「你才是你人生的主角」，講述當年因拍攝同為紀錄片《KJ音樂人生》（KJ：Music and Life）後，對自己的生活和身邊人造成了什麼影響與看法。《KJ音樂人生》記錄了黃家正年少時期的音樂成長之路，也記錄了他當時極不願意公開的事情，包括家事，儘管自己再三與導演談判、抗議，甚至尋找有法律背景相關的人士幫忙，但事情並不如願。紀錄片上映，他所預想的事情也逐一發生，包括與父親的關係一度走到破裂的階段，有家歸不得，同時也經歷一年休學等等……這部紀錄片上映至今，已超過十餘年，從黃家正的文字中，也讀到了沉澱過後的思緒。一件事的走向，並非一人而至，他沒法改變導演的想法，只能為自己的選擇一一承擔，也用成長和時間去療癒過去帶來的傷痛。

《KJ音樂人生》劇照

　　電影或是一個引子、或是一面鏡子，將你、我、他、她、它的生活故事，濃縮成一個兩個小時的片段。然而，這兩小時的片段所帶來的漣漪有時或會超乎想像，不管是對當事人，還是看故事的人。

　　紀錄片的道德之說一直是爭議之處，也說明了人性與考驗無處不在。黃家正在文章裡有一句話是這樣說的：「任何剪輯的紀錄片角度，在本質上一定是帶有主觀性，而且是fragmented（片段性的事實。）」確實如此，紀錄片與新聞不同，並非秉著揭露某些事情為本，然而像《給》這類創意式紀錄片（Creative Documentary）更與拍攝大自然弱肉強食的世界有所不同，當中所涉及的是人，而故事的構成正是一個寫故事的人，然而這個寫故事的人，又是否能放下ego，說好另一個人的故事呢？

　　過去，也有不同紀錄片牽涉到被拍者的尊嚴問題，如《麥收》、《熊人》等，然而導演則擁有其話事權與選擇權。最終還是回歸問題——究竟是人重要，還是作品重要？紀錄片本身沒有錯，而背後的攝製團隊所花的心血與努力也無可厚非值得尊重，但尊重與包容是互相的，也是必須的。

　　常說，戲如人生、人生如戲；人之所以喜歡看故事，是因為故事好看，既想從中找到共鳴，又想找到靈感和反思，衝擊自己的生活，這或許也是紀錄片／電影帶來的意義。若以一句話作結，不如就用黃家正在文章中引用狄娜的一句話：「世上所有的邪惡也掩蓋不了我心中的善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