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5日，牛津大學出版社公布國際教育研究，訪問香港、英國、南非和巴西四地教師及中學生。結果顯示，71%的香港學生在堂上使用AI聊天機械人，香港教師使用人工智能聊天工具比例達83%，遠高於全球平均67%。這組數字反映香港教育界務實、肯試，也照見前線壓力沉重。

 

一、效率背後是壓力

 

　　香港教師長期面對備課、改簿、出卷、改文和行政工作，時間常被切碎。

 

　　AI可協助草擬工作紙、整理重點、改寫教材、設計題目，為教師節省時間，成為前線減壓工具。

 

二、考試文化推高使用率

 

　　香港教育重視測考和公開試。教師要準備練習、測驗、模擬題、溫習筆記和分層教材。

 

　　AI能快速生成材料，具相當吸引力。但若練習只求數量，缺乏思考和回饋，學生理解與能力難以深化。

 

三、科技入校，不能失衡

 

　　近年教育局積極推動數碼教育和人工智能教育，並提供撥款和教師培訓。學校執行力強，AI工具很快進入教學和行政流程。

 

　　然而，不同學校的資源、培訓和支援不一，AI應用能力也有落差，容易拉闊數碼差距。卻僅19%的教師關注數碼資源的分配不均。

 

四、疫情加快數碼轉型

 

　　疫情期間，香港教師大量使用視像課堂、網上功課、電子平台，令前線更熟習數碼工具。新工具一出，適應自然較快。

 

　　工具愈易用，教師愈要把關。內容是否準確、合適，仍需審慎判斷，避免錯誤資料進入課堂。

 

五、科技不能取代教師

 

　　AI能提升效率，也有私隱外洩、內容錯誤、學生依賴、教師專業判斷被削弱等風險。學校須訂清守則，教師須審慎使用。

 

　　科技只是輔助，教育核心仍是教師的判斷、經驗和關心。

 

　　高使用率配合安全、專業與關懷，才有真正教育價值。

 

周華山博士語錄：
高使用率配合安全、專業與關懷，才有真正教育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