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往專欄

　　多年來，透過探訪活動和法律工作的關係，我與部分在囚人士一直保持接觸，他們各自有著不同的過去和經歷，阿良是我認識多年的其中一位在囚人士。可能你都曾經在報章中看過有關他的報道，甚或在讀者投稿欄目中讀過他的文章。雖然他背負著殺人犯的罪名，但他不斷反思己過，並在獄中持續學習及做義工，用自身力量回饋社會，先後修讀大學和碩士課程，希望將來有機會能夠獲釋，重投社會。

不少在囚人士都會持續學習，獲釋後可更易重投社會。(iStock圖片)

終身犯獄中進修成碩士

　　現年44歲的阿良，在22年前因槍殺生意夥伴而被判終身監禁，在監獄中，他決心改過，並善用在獄中的時間不斷進修，先以2年半時間，完成公開大學工商管理學士遙距課程並取得學位，其後再報讀工商管理碩士學位課程。此外，他與另一位囚友在2007年開始積極寫書，他們一個負責文字，另一個負責繪圖，合力製作了一部故事書《Little Oysters》(小珍珠)。他們相信，每個人無論在甚麼環境，都會擁有一個無價之寶，就是自己的良心，所以希望透過這個講及一顆小砂粒在蚌中孕育成明亮小珍珠的故事，以自己的經歷鼓勵囚友和任何人都不要輕言放棄，以生命影響生命。

　　在香港，懲教署的使命是「懲」、「教」並重，並以更生服務為首，為在囚人士提供更生機會，協助他們改過自新，重投社會。為此，懲教署推行多元發展的更生計劃，為在囚人士提供輔導、教育和職業訓練，包括近年新開辦的花藝設計、寵物美容、裝修水喉及咖啡店運作課程。懲教署亦會為未滿21歲的青少年在囚人士，提供半日制強制教育及半日制職訓課程，並為自願接受教育的成年在囚人士提供指導及協助。

首要目標:更生後不重犯

　　今年中學文憑試放榜，3名在囚青年考生的成績符合入讀本地大學的要求；在職業訓練的考試中，2016年的合格率接近百分百，獲釋後就業率高達八、九成。從2000年至2014年的14年間、更生人士再犯率由約四成下降至約兩成半。這是一個重要的指標，在囚人士接受更生後不重犯，應該是懲教的首要目標。對於重犯者，法庭只能一而再，再而三的加重其刑罰，所以在獄中的教育工作，包括改造罪犯，同時要兼顧在囚人士的身心健康，以及獲釋後的生活準備等。

　　為在囚人士提供學術教育的重要性，在於加強學員的基本知識，協助他們掌握工作技能，改善人際技巧，重建自尊及自信，培養正確的人生態度，從而重新融入社會。要達致這個目標，無論香港或任何地方的懲教機構，除了要為在囚人士提供適合的課程，因材施教外，學員的學習需要和教育背景等的持續性評估亦不容忽視。

相信自己的價值

　　其實，在囚人士在獄中學習與一般學生所面對的問題和困難會更多、更難克服，包括在囚學員普遍自我形象較低、學問根底較弱、學習時間較濃縮、不能參與大學的導修課、不能透過電腦學習等。文章開首提及我所認識的在囚人士阿良，他能夠在學習上取得如此佳績，相信他定必付出了極大的努力和決心，克服了不少困難，最重要的是他能從學習中尋找到希望，相信自己的價值。

　　在社會上間中會聽到類似阿良的勵志故事，但無論在囚人士或獲釋人士，能夠勇言道出自身經歷的人並不多，他們實在需要鼓起極大勇氣。此外，他們要面對社會各方的目光，又要面對新生活的適應，以及搵工難等各種問題。

應引入創新科技培訓助釋囚重投社會

　　我認為，懲教署應採取措施，積極爭取社會支持，促進社區參與在囚人士的更生工作，包括吸納更多來自不同界別領袖和專業人士加入社會參與助更生委員會，就更生策略，特別是宣傳教育方面，向署方提供意見；鼓勵更多市民參與懲教更生義工團，為懲教院所的在囚人士舉辦語文、電腦、藝術等不同類型的研習班；加強推動社區教育，包括舉辦更多的社區教育講座，向市民提供香港刑事司法體系和懲教署羈管及更生計劃的基本資料，並且安排青少年學生參觀懲教院所，直接與在囚人士面對面交流。多管齊下推行以上各項措施，相信將有助達致滅罪的目的。

　　至於為在囚人士提供的學習和培訓課程，應引入更多配合社會需要的元素，尤其是創新科技方面，包括軟件應用、網頁設計、平面及三維空間設計、電子商務、動畫製作和拍攝等。學員透過學習關知識，掌握有關技術的應用，對於他們日後獲釋重投社會將有正面幫助。

＃小標題為編輯所擬

　　法律正義女神泰美斯手持天秤為兩端締造最佳利益。今期，我與大家分享的初創故事，其創辦人將人工智能科技，融入法律界，既可為律師省卻不必要的時間，亦便利尋求法律支援的市民，達致雙贏局面。

行政電子化    助律師提升工作效能

　　在香港中文大學法律博士課程畢業的郭玉琳（Kyle），與兩名分別於法律系及數理系畢業的好友，於2020年創立法律科技公司「Lecopt」。她說：「將科技融入法律界，原因有兩個。其一，是我曾於數間律師樓上班，發現都有一個共同痛點——沒有一個有效的電子化系統。那裏有大量文件積存，部分堆積如人般高，而且所應用的科技仍停留於千禧年代，甚至我曾聽說一個傳聞，指在香港大多的律師樓所應用的最新科技是「電郵」。我不斷問自己為甚麼在現今科技發達的社會，為何仍要存放那麼多紙張？為何不將文件電子化？為何不引入相關科技提高效率？另外一個原因導致我走出舒適圈選擇創立法律科技公司，是發現一般大眾難以尋找合適律師。我希望可以利用科技協助求助人，於短時間內找到合適的法律服務。」

　　「律師的價值是提供專業知識及服務，若然可以利用科技減掉一些行政工作，就可以更好的利用時間。只可惜大部分律師對法律科技的認知有限。」Kyle說：「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及香港城市大學，也是在兩年前才設立法律科技課程。但其實在內地、新加坡及台灣等地，早已盛行透過科技，取替冗贅的人手工作。」所以她創立的平台，第一個功用就是協助案件管理，包括為客戶掃描文件等功能。她指出，「該平台令律師及求助人同樣受惠，平台可預先整理求助人的資料及案件細節，交律師檢閱，令律師省卻很多不必要的時間；同時，律師可透過該平台，與求助人交換文件，提高效率。」

　　「另外，律師樓不是每一個案件都可以處理，有些會因為涉及利益衝突，或者律師的專長及類別，因而愛莫能助。所以我們希望可以透過Lecopt，協助遇到如工傷、交通意外等需要律師或法律支援人士更快找到合適的幫助。例如，很多求助人未必知道需要提供甚麼文件來讓律師決定是否可以處理案件，所以我們設計有選擇的問卷，只要回答簡單問題，系統便利用人工智能分析，為求助人提供合適的選擇。但我們不會向當事人推介某位律師，因為法務代理人推介律師，在香港屬犯法行為。」該人工智能平台，暫時只供律師樓免費試用。她解釋，免費試用可以獲得具建設性的意見回饋，期望到今年4月，可以正式推出市場。

兒時夢想讀法律    冀創業幫助更多基層人士

　　回想兒時，Kyle的夢想就是讀法律，她相信正義必勝，希望透過法律，幫助中產及基層人士，維護他們應有的權利。患有過度活躍症的她，坦言非勤力讀書的學生，在香港完成中學，考畢DSE後，便前往英國的大學攻讀財務課程。

　　「因為在我成長的年代，外界普遍認為修讀財務或經濟，出路較好，加上家人都是商人，我便選擇修讀財務，為日後繼承家業鋪路。」Kyle畢業後返港，少年夢想再次於腦海浮現，遂報讀大學法律博士課程。

　　在律師樓工作，Kyle卻發覺有很多實際的痛點，令律師有時候不能每每以維護客人利益為先，這與她讀法律的初心有一定落差。因此，她希望透過一些改變，增加行業可帶來的價值。惟她這個重大的人生抉擇，卻遭到家人反彈。她說：「家人對我選擇放棄可以成為律師的康莊大道，決意創業的想法，大惑不解，反問：『何以要選擇如此艱辛的路？』我也掙扎了一段時間，最後決定走自己想走的路，利用法律科技幫人。我要證明給家人看，我選擇的這條路是正確的。」

　　創業至今，她最難忘的事情，都與創投公司有關。她說：「我最初不知道需要謹慎處理基金投資，於是隨意發送電郵邀請不同創投公司考慮投資我們的項目。當中不少創投公司「潑冷水」， 認為市場狹小，利潤亦不高，難以得到豐厚回報。有一個回覆稱可投入100萬元人民幣資金，但要換取我公司6成股份。我還是婉拒了，因為失去控股權和話語權等同打工，我怕不能實現我的初心。」

　　她創業了一段日子，面對不少挑戰，但都一一征服，亦吸收了很多寶貴的實戰經驗，為創業路打穩根基。對於初創人士，Kyle有這樣忠告，「或許初創就是會多走不必要的路，但不要懼怕，要屢敗屢戰，失敗乃成功之母，總有成功一天。」

　　筆者認識Kyle是通過阿里巴巴香港創業者基金舉辦的JUMPSTARTER 2022環球創業比賽。對於過去疫情期間她仍堅持創業夢想，決心幫助社會上有需要人士，我是非常佩服，尤其是她希望透過產品，提升生活質素，服務不同階層，特別是弱勢社群，令社會變得更加美好。我期待遇上更多類似Kyle的同路人，為社會帶來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