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事政情

　　昨天(23日)特首林鄭出席立法會視頻答問會中，其中被問到港大醫學院梁卓偉團隊預料，疫情發展會有兩個方向，包括「清零」及「走向風土病」，叫政府早作決定。

　　林鄭表示，研究及學術評估有參考價值，惟現實情況複雜得多，指抗疫不是兩條路線之爭，強調本港抗疫目標與國家一致，現時政府目標是以最少的代價達到最大的效益，最大限度減少疫情對經濟社會的影響，以通關為目標，包括對內地及對外。

　　她的講話好像很對，首先把港大醫學院梁卓偉團隊的研究「界定」為學術評估，說現實情況複雜得多，就是說你們這些關在象牙塔裏做的研究，根本不現實，然後說抗疫不是兩種路線之爭。

　　她說完抗疫不是兩種路線之爭，即講大原則「抗疫目標與國家一致」，甚至引用國家主席習近平「以最少的代價達到最大的效益」……講了一大堆，就是不願在「清零」及「走向風土病」兩者之間做決定，就是玩模棱兩可。她把這些話埋在大原則之下，就更凸顯她的心計。

　　她刻意淡化中國和西方抗疫方法的重大分歧。兩年來，疫情肆虐全球，防疫抗疫正正是抗疫方法兩條路線之爭。為甚麼抗疫就是兩條路線之爭？

(資料圖片)

　　「清零」是國家堅持的「動態清零」政策，「走向風土病」說得直接就是西方國家的躺平「與病毒共存」政策。抗疫就是「動態清零」和「與病毒共存」兩種方法。中國自己堅持「動態清零」抗疫政策，你們西方國家，還有新加坡日韓等國家「躺平」，要「與病毒共存」，沒有問題。

　　但中國的「動態清零」政策被不斷被西方猛烈抨擊，為甚麼呢？

　　因為中國推行「動態清零」政策非常成功，即使初時圍封強檢諸多不便，但過後一切如常；而且生產復元較快，比其他國家成功。此外，推行「動態清零」的經濟成本很大，以西方國家推崇的自由主義和市場經濟原則，這既不合乎經濟效益，應該說不合乎資本家經濟效益，亦和一直主張自由放任主義背道而馳。即使像英國澳洲等國家在疫情第一波和第三波時做過，現在面對Omicron也不敢再提。

　　香港的醫生、專家、學者、高官以至特首，都是西方價值追隨者，從來對國內一套不予認同。過去兩年香港就是不跟從國內一套，所以沒法通關。

　　在香港做全民強檢會有很大困難，大家都知道，中央已舉全國之力來港協助，林鄭之前不是說3月做嗎？全港學校提早放暑假，就是騰空校舍作全民檢測嗎？為甚麼突然「發現」需要動用大量資源而取消？請問甚麼才是適當時機？

　　她又說仍未放棄全民檢測，其實她百分百不會做，而且擺到明「躺平」了。不做全民強檢，而且在每日上萬人確診，兩百人死亡時，竟然預早宣布4月放寛防疫限聚措施，是否有問題？

　　她說防疫抗疫以通關為目標，包括對內地及對外。大家都知道和內地通關，先要「動態清零」，再和內地「健康碼」接軌，現在決定躺平，之前講的「港康碼」又無疾而終；卻宣布4月1號開始容許開放西方9個國家航班來港，背後不正正反映她懶理和內地通關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嗎？背後不正正反映她重視的西方價值觀嗎？

　　從她翻來覆去的表現，是為了爭取連任，2月底說3月強檢，是對連任仍有幻想；但一句特區政府負上抗疫的主體責任，她知道北京對她防控第5波疫情的不滿。現在肯定連任無望，心有不甘，躺平抵制……

　　不做全民檢測、宣布重開9個國家航班來港、提早公布放寛防疫措施時間……這都不是「動態清零」抗疫政策，而是搞「與病毒共存」躺平政策。這不是兩條路線之爭嗎？而且都是拿港人生命健康作賭注。

　　是誰站在另一條路線上？

　　二十大後，尤其是在習近平出訪多國後，中國的新冠防疫策略似有重大調整，核酸檢測減少、隔離放寬、不再容許地方政府任意封區封城，香港與內地快將通關的傳聞亦不絕於耳。這對香港的旅遊業、工商界及渴望與內地家人團聚的港人自是天大的喜訊。
　
　　歡欣的情緒不應代替冷靜的分析，否則容易樂極生悲。中國嚴厲的動態清零策略去年仍被世衞視為典範，怎麼在世界因新冠而死掉近666萬人，及較為躺平的美國死掉百多萬人後，抗疫成績優異的中國卻走向寬鬆？當中的邏輯何在？調整是太早還是太晚？需要甚麼輔助性政策以保人民安全？回答這些問題，需要精準的成本效益分析。
　
防控效益降成本增
　
　　我是贊成防疫政策要調整的，這是因為嚴厲的防控政策所帶來的邊際效益比前已大幅下降，但邊際成本卻很可能上升了不少。防控政策的目的是要減少重症及死亡人數，眾所周知，Omicron變種致重病率及致死率已大不如前，把多些資源用在防控新冠，所能帶來的額外效益已大幅下降。
　
　　邊際成本方面較為複雜。此病毒傳染性增強，幾乎已達擋無可擋境界，還去搞圍封，社會是否在疲於奔命後仍會感到力不從心？在這個意義上，就算只是趨近動態清零，也須付出巨大的代價。但另一方面，內地的組織及動員能力驚人，其核酸檢測的能力與效率當世無匹，把千萬人口都檢測一次，只是小菜一碟，社會成本遠低於其他地方。相比之下，香港講了多時的全民檢測從未有能力實施過，高下立判。但社會成本尚有一節不能不考慮，便是抗疫疲勞。封區封城封關，短時間內尚算可行，但時間一長，誰受得了？早前的所謂白紙革命，有其社會基礎，只是當中甚多外國勢力乘機博亂的痕跡，見識過香港黑暴如何運作的內地人民，對此等活動頗有戒心，所以革命完全搞不起來，但這無礙我們感受到無了期抗疫所帶來的民間挫折感，這本身便是動態清零成本的重要部分。　

（CNS）

　
　　成本上升，效益下降，過去成功的政策也應調整，但我們可看到，中央政府對此猶豫了好幾個月。當中部分原因是中央政府為求社會穩定，不會喜歡大上大落的政策。更為關鍵的，很可能是中央對生命的價值十分執著。美國社會可以讓100萬人死去，比一次二次世界大戰美國死亡人數的總和多出近倍，但卻可以完全不當一回事，甚至有人認為死掉一些病殘老弱可減少福利醫療開支。中國政府卻無法接受此種態度，不斷強調人民生命的重要性。《孫子兵法》中有「將有五危」一說，當中「愛民」也是一種危險，是「將之過也，用兵之災也」。在經濟戰中，中國太過重視保護人民的性命，不敢開關，又隨便封城，自是對有形經濟大有破壞，但是否冷酷無情視生命為草芥才可能是勝利者？
　
中國看重人民生命
　
　　這問題涉及我們如何看待生命的價值。按照當代經濟學的看法，生命的價值並不建基於你能為社會帶來多少貢獻或多少產值，別人認為你的生命有多少價值並無多大意義，例如你的仇人認為你的生命價值為零或負數，並不等於真的如此，最有資格作出評估的還是你自己。經濟學中的定義是你若面對生死抉擇，而你若有資源或可借到錢的話，你最多肯付出多少去保住性命。在此領域中，有人弄出不少辦法去間接估算生命價值，多年前我閱過一些文獻，美國人的平均價值大約600萬美元，今天應超過此數。當然，不同人等的生命價值差異甚大，年齡、財富、健康狀況等等都會有影響，李嘉誠的性命便比我貴得多，但我們只需一個平均數。
　
　　就以美國作例子，她死掉了100萬人，生命價值損失總值起碼是6萬億美元，等於美國GDP的25%，遠超過其實體經濟統計中的損失。這是因為此種損失是由當事人及其家人朋友承擔的，美國政府及社會根本不當一回事。但正如上文所述，中國政府把人民生命的價值看得重，若中國過去抗疫不力，死亡規模與美國相若的話，那麼，死亡人數之多，其中帶來的痛苦可被中央視為等同GDP少了25%。這是天文數字，一個負責任的政府對相關決策理應十分小心。
　
　　中國不會完全躺平，因為生命價值是很高的，但中國應輔以甚麼政策？中國的疫苗接種率不低，但毋庸諱言，不少老人仍不肯接種。中國各級政府過去似乎對強逼老人接種並不積極，我相信這應改一改，威逼利誘也應使更多老人打針，否則躺平後的風險也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