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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2/2022

英工黨為聯合王國獻上一根救命稻草

#大國博弈 #英國 #唐寧街 #保守黨 #在野工黨 #脫歐 #俄烏戰爭 #白高敦 #貝理雅 #施雅晴 #民族黨 #蘇格蘭

  英女王伊利沙伯二世才走多久?英國政治和社會生活似已恢復了故態,唐寧街和西敏寺的首相、議員們再度投身大大小小的政治風波與經濟旋渦,艦隊街小報也無可救藥的重拾追蹤王室八卦陋俗,反正各種花邊新聞的來源總不會枯竭。但沒有了女王的英國,還是免不了要面對來自內部的劇變。

 

白高敦(左)與貝理雅(右)一同締造新工黨(美聯社)

 
  唐寧街的保守黨首相已經換了一位又一位,最新民調顯示,執政黨民意支持度比在野工黨落後20個百分點。如果此時宣布大選,連首相辛偉誠都會輸掉他在約克郡的議席。所謂「醜婦終要見家翁」,保守黨執政內外交煎,距離大選的日子終究不會太遠了。

  沉寂多時的在野工黨,也在此時提出了憲制改革建議,作為來屆大選的重頭戲。其中最為引人注目的內容,就是把現時上議院的世襲和王室任命制,改為選舉產生。考慮到當前英國面對的最緊迫問題,似乎是圍繞著脫歐、俄烏戰爭而引發的通脹和經濟衰退等等,工黨把憲制改革列為競選主議題,初看起來似是牛頭不對馬嘴,但從工黨的執政歷程一路溯源就不難察覺,該黨在即將揭幕的選戰中,為聯合王國內部的長治久安,獻上了一根「救命稻草」。
 
工黨「橋王」白高敦操刀
 
  工黨提出的憲制改革建議究竟有何意義?我們首先要從報告的負責人白高敦身上找答案。白高敦在工黨黨內外都不是等閒之輩,他和工黨另一位重量級人物貝理雅識於微時,在1990年代雙雙成為黨內少壯改革派領袖。當時貝理雅主外,白高敦主內,一同締造了「新工黨」形象,在1997年5月,即香港政權移交前兩個月,成功結束保守黨長達18年的執政。

  白高敦為工黨運籌帷幄,被視為該黨「橋王」級人物。據說他和貝理雅有「城下之盟」,一旦工黨執政會輪流出任首相。事實果然也如此,貝理雅在1997年成為唐寧街10號主人。而白高敦則坐上內閣第2把交椅,成為唐寧街十一號財相官邸的主人。兩人繼續做了10年鄰居,當貝理雅於2007年離任後,白高敦接替其黨魁位子搬入十號,成為英國首相。

  相對於保守黨主張脫歐,維護英國王室主權的政治理念,貝理雅和白高敦締造的新工黨正好相反,他們執政期間對外與美國民主黨總統克林頓合作,積極推動全球化進程,加強與歐盟的整合,對內則在蘇格蘭、北愛和威爾斯推動權力下放。

  順帶一提,白高敦和貝理雅都是在蘇格蘭土生土長。而前者在任財相期間頗多大手筆,例如將利率決定權交給英倫銀行。早前保守黨女首相卓慧思欲收回是項權力,結果引發金融城大風波,可以說是中了白高敦的「伏」。

 

工黨在女王去世後提出上議院改革建議(美聯社)

 
香港交接影響英國權力下放
 
  也許很多讀者並不知道,工黨當年下放地方自治權力,其實也是在1997年後,把香港政權交接的部分經驗運用到了蘇格蘭等地。問題是,保守黨和工黨在有關問題上南轅北轍。保守黨執政後推行脫歐和收緊倫敦對英倫三島的控制,與地方自治政府的關係日趨緊張。

  例如,蘇格蘭首席部長兼民族黨黨魁施雅晴便在英國脫歐後強硬推動第二次脫英公投,與保守黨鬧僵。由於蘇格蘭是工黨的傳統票倉,這就給該黨帶來兩難:一方面,工黨和保守黨同樣不會接受聯合王國的四分五裂;可是另一方面,工黨又不能像保守黨般展示強硬,否則會動搖該黨在蘇格蘭的支持度。因此,白高敦的憲制改革建議,正是就聯合王國的統一提出工黨的主張。

  有關憲制報告僅提出原則和方向,對於上議院如何改為選舉產生尚無細節。然而目的卻是顯而易見的:一旦由世襲和王室委任改為選舉,英國的上、下議院制度就變得更像美國的參、眾兩院制。值得回顧的是,美國《獨立宣言》起草人之一的亞當斯,在1776年醞釀建立選舉產生的參議院時,其主要目的就是為了確保英國在美洲的各個殖民地州,順利過渡至合眾國。


王室花邊新聞不斷,圖為哈里王子及妻梅根(美聯社)

 
仿參院制度維繫聯邦
 
  此處還引出一個題外話,近來有關美國選舉制度的主要爭議點,就是各州的投票比例不一致,而導致總統參選人贏了總票數卻未能入主白宮。這種意見實際上沒有考慮到美國立國之初,包括總統及參院選舉的憲制安排,都是以州為基點,並致力令各州之間既不讓「大魚」吃虧,又不讓「小魚」被食掉,否則聯邦制度也難以維持。

  相反,當前英國保守黨對於蘇格蘭等地的憲制立場,其實和18世紀英王喬治三世時代如出一徹,即英倫三島及屬地的管治權歸於英國國會,而不是地方政府。白高敦的憲制改革方案一旦進入細節,極可能是仿傚美國參院制,即為英格蘭、蘇格蘭、威爾斯、北愛劃分均衡的權力配額,使之成為「新英國」的憲制權力「護法」,並憑這個安排化解地方政黨的分離運動。


 蘇格蘭首席部長施雅晴(中)推動第二次脫英公投(資料圖片)

 
英國王室地位邊緣化
 
  果真如此的話,顯然會嚴重衝擊英國的傳統憲制理念,尤其是邊緣化英國王室地位。女王去世之後,英國王室威信大不如前,似也為工黨帶來了挑戰王權的契機。但新的問題是,如果上議院將來的責任是改革並監督憲制框架,它和下議院的權限又該如何規劃?
 
  如果一切問題都能理順並可供實踐,工黨確實為英國化解內部離析壓力找到了一根「救命稻草」。但可以預見的是,這套方案會受到保守派政黨和保皇民眾強烈反對。工黨如果處理不當,這根稻草也有可能變成火苗,引燃英倫三島政治矛盾的乾柴。

 

22/05/2024

伊朗總統意外身亡,外患更內憂

#容我世說 #伊朗 #萊希 #哈梅內伊 #大國博弈

  伊朗總統萊希和外長阿卜杜拉希揚齊齊在空難中身亡,引發不少陰謀論。這也難怪,三架官方直升機結束官式活動同時起飛,其餘兩架安全著陸,就只有萊希乘坐的直升機出事,加上伊朗和以色列及美國因加沙危機問題,關係迅速惡化,伊以兩國早前甚至正面衝突,況且美國和以色列有暗殺伊朗領導高層前科,因此萊希之死無法不令陰謀論不脛而走。


  陰謀論沒有證據,只是揣測推斷,而在這事件中,用傳統智慧問一句:誰得益誰損失,一目了然。過去數年間,伊朗多名高級將領被美以兩國暗殺,今次墜機連總統和外長也一同罹難,令伊朗領導層人才損失可謂不輕,特別處於目前嚴峻的外在環境,美以兩國早加強對伊朗的反制措施,大有除之而後快之感;至於中東地區那「什葉派之弧」,又何去何從?

 

伊朗總統萊希在直升機意外中罹難,事故原因引來外界諸多揣測。(AP)


  大家都關注伊朗最高精神領袖哈梅內伊怎樣重新部署,但不要忘記,該國除了外患,更有內憂。有一國際媒體訪問伊朗國際關係教授,他大談萊希在國內如何受歡迎,葬禮必定哄動云云,可是,只要回看2021年總統大選,投票率創歷史新低,今年3月的國會選舉更低,只達41%,首都德黑蘭更離奇地低至24%,從中可看到伊朗內部的不滿情緒,用選票作沉默抗議。


  事實上,3年前的大選,萊希的參選是富爭議性的。他和哈梅內伊關係密切,後者並親手提拔他,為了讓他坐上總統寶座,不惜排擠溫和派和改革派於參選門外,國會選舉亦一樣。有趣的是,該次總統大選其中一名參選者就是前總統內賈德,他雖強硬,但屬世俗派,不算根正苗紅,也被踢出局,令他大呼杯葛選舉。


  過去多年以來,哈梅內伊不斷鞏固教士利益集團的勢力,令伊朗社會內部嚴重分裂。保守教士們緊抓權力不放,內外都採取極其強硬的路線。雖說萊希在任期間於中國調停下,願意和沙特阿拉伯和解,重建邦交,但在國內卻加強伊斯蘭傳統規範,使得年輕人非常不滿,尤其年輕女性。年前有一名20歲女子因戴頭巾不當被宗教警察活活打死,引發示威浪潮,之後雖被鎮壓下來,但在人民心中已形成一道裂痕。

 

2022年伊朗一名女子因戴頭巾不當被宗教警察打死,引發示威浪潮。(AP)

 

  其實教士中也有小部分屬溫和開明派,例如在1997年至2005年出任總統的哈塔米,和改革派站在一起推動了不少改革;再近一點就是萊希的前任魯哈尼,他放寬了好些傳統規範。只是好景不常,保守派在哈梅內伊的安排下再度抬頭,令伊朗年輕人的挫敗感特別強,他們總希望能和世界溝通接軌,解除加諸於伊朗的嚴厲制裁。

 

  不過,教士在伊朗政治裏的角色特殊。19世紀末新思潮湧現,風雲變幻,有識之士企圖推翻專制無能的王朝,舉起民族復興和憲制革命的旗幟,來抵擋西方的入侵。不過,當中卻有個特色,就是教士異常投入,並且起著領導作用,令憲法革命諷刺地帶有宗教烙印。


  無論如何,專制被推翻後,20世紀初的憲制革命無疑是伊朗現代化的里程碑,它確立了伊朗以憲法治國之道及引入議會民主元素,即使不是坦途,而教士也一直發揮重要的角色,成為一股政治力量,並為1979年的伊斯蘭革命埋下種子。


  1979年伊斯蘭革命成功後,為伊斯蘭共和國度身訂造的新憲法出籠,專家委員會選舉最高宗教領袖兼任國家最高領導人,他是政教合一的象徵。自1989年霍梅尼去世後,哈梅内伊繼任至今。在哈梅內伊之下,就是民選總統和國會。伊朗所實行的是總統內閣制,總統是繼宗教領袖後第二位國家最高領導人,由一人一票選舉產生,任期4年,可連任一屆。不過,總統候選人的資格,卻要由憲制監護委員會確認。

 

伊朗最高精神領袖哈梅內伊的權力,凌駕於民選總統和國會之上。(AP)


  該委員會由最高精神領袖領導,除總統候選人資格外,還會負責監察民選國會的決議,確保合乎伊斯蘭教義和憲法原則。在此,我們可以明白到,宗教信仰在伊朗的重要性,即使司法部門的領導人,亦是由最高宗教領袖任命。但是,在憲法裏,行政、司法和立法部門之間,又擁有相對的獨立性。


  總之,除了伊斯蘭宗教、體制、教規、共和制及最高領袖的權力不能動搖外,其餘都可按人民的選票決定。如有人欲改變伊斯蘭革命建立的制度基礎,均一律被視之為大逆不道。面對這個「金剛圈」,自稱爲改革派的政治領袖亦不敢觸碰,極其量只是在一個大框框裏進行修補工作,而人們也難輕言革命。


  另方面,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一直期待伊朗會出現另一場天翻地覆的革命,推倒神權制度,建立合乎西方利益的世俗政度,一如1979年前巴列維國王的「白色革命」。伊朗人民又怎樣想呢?當我多年前在伊朗採訪當地人時,他們表示不要走回頭路,但也不想在伊斯蘭保守規範下故步自封。可是,在西方虎視眈眈下,其中一名年輕人反問,西方願意給伊朗走自己的民主路,和西方重建關係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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