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事政情

　　反修例運動已持續半年，其中一個「特色」，就是有大量年輕人、大學生及中學生參予。根據報導（《明報》2019年12月8日），警方近半年來拘捕近六千人，被捕學生二千多人，「八大」學生超過七百人；年紀最少的只有12、13歲。他們參予的不只是人鍊活動或者和平遊行，而是圍堵校長、砸爛校長室、破壞校園、街頭衝擊、擲汽油彈、縱火，甚至是製造火藥等等，讓人震驚又痛心。

　　另一方面，在中大、理大被佔領後，警方在校園搜出三千多枚汽油彈、原材料、有毒易燃化學品及弓箭等，原來大學校園已變成火藥庫；12月9日，警方在上水天平邨拘捕12人，被捕者包括6名學生及1名教師，實在叫人難以置信。

香港教育崩壞

　　上述種種暴露了一個重要問題──香港教育崩壞了──國情教育失效、價值觀扭曲、個人品德蕩然無存、不尊重別人、守法意識薄弱等等，原來在不知不覺間，我們的教育制度已經千瘡百孔，並沒有把同學好好地教育起來。

新高中學制是問題根源

　　我認為問題的根源是教育改革推行的新高中學制。教育局在2009年推行新高中學制以來，特區政府的教育開支逐年增加，從2015-16年度是793億元增加至2019-2020年度的1240億元，可是資源花得不到位，教育問題一籮籮，終於累積在這半年內爆發。

　　學術水平下降──新高中學制的初衷是讓同學文理互通，要求同學必修中英數通四科，及不限文理選修兩至三科選修科，而且把中五會考及中七高級程度會考改為中六文憑試，同學一試定生死，而且因為三年高中課程既多且廣而造成沉重壓力，再加上很多科目的設計不倫不類，同學的基礎知識並沒有提高。最近的PISA報告也反映了這點，香港學生在科學、數學及閱讀的得分及排名也下跌了，科學能力的評分甚至被澳門超越了。

　　通識科問題多──通識科一直為人詬病，六大單元中的「今日香港」和「現代中國」怎樣教怎樣考常惹爭議，政治參與題往往成為焦點。教科書不用送審無法確保內容方向及水平，教育局直至今年10月才推出「自願接受專業諮詢服務」，鼓勵出版商自願送審。老師依靠報章網站報導作為教學及討論材料，可是現今報章網站的立場及內容水平值得商榷。教育局把critical thinking錯譯為「批判性思考」，讓老師同學誤以為一味批評便可，教育局在2014年終接納我的建議，把critical thinking改譯為「明辨性思考」，可是「批判性思考」已恨錯難返。

　　不讀中國歷史──中國歷史科不是必修科，更不是賺錢神科。新高中學制推行以來，修讀中國歷史科（及其他人文科目）的人數持續減少，同學不了解中國歷史，卻可能從網絡上接收有關中國的負面資訊，潛移默化，哪會愛國？

　　缺乏品德教育──以往我們注重同學「德智體群美」五育發展，尊師重道、有禮守規是基本的價值觀。可是隨著教育改革，學校要達到的目標太多，要兼顧的雜事太繁瑣，再加上課時有限，此消彼長下，品德教育漸漸不受重視，終於發生同學肆意圍堵挑釁校長等等事件。

　　校本管理走偏──教育局於2004年推行校本管理，原意是讓辦學團體及校方因應辦學理念，發揮更大的自由度，規劃課程等等。可是近年，「校本」二字成為教育局推卸責任的擋箭牌，教育局對「校本教材」缺乏監管，例如針對中國的「校本筆記」屢見不鮮，近期更出現各種仇警工作紙，而且滲透不同的年級及科目，可是教育局頂著「校本」二字只是慢慢地調查，發發警告信，未見任何快速積極的行動撥亂反正。

　　老師立場強烈──我相信絕大部分教師都是專業可敬的，可是在反中反共的大浪潮下，有老師把個人的政治立場及仇警情緒帶入課室，在網上發放偏激言論，甚至帶領同學違法，在天平邨被捕的老師便是一例。

是時候檢討教育

　　自從我擔任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主席以來，便經常收到市民電郵，向我投訴各種教育問題，要求改革，可見廣大市民都關心我們的下一代，痛心有那麼多年輕人走上違法的道路。

　　事實上，教育改革已推行十九年，既然已暴露了那麼多問題，是時候討論改革。

　　加強國情教育──不讀中國歷史，空談愛國。與其讓同學在網絡接收錯誤訊息，不如讓同學必修中國歷史，至少加深對中國的了解，建立正確歷史觀。

　　通識適宜選修──大學沒有哪個學系要求必修中學通識，海外升學的話通識更不計分，加上通識科問題多多，我建議把通識科轉為選修科，讓真正有興趣的同學修讀。通識科教科書必須送審，保證內容質素。

　　檢討校本管理──我希望教育局不要再拿校本管理作擋箭牌，拿出勇氣檢討校本管理政策，加強對學校、特別是「校本教材」的監管，保障同學的學習品質，撥亂反正。

　　加強老師培訓──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剛通過一項無約束力議案，要求教育局認真跟進違規老師的個案。長遠而言，教育局必須加強對老師的培訓及監管，我建議老師須宣誓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不能把個人政治立場、極端思想灌輸給同學。

　　改革教育必定荊棘滿途，但正正因為教育對香港的未來十分重要，因此更值得特區政府拿出勇氣和魄力來推動！

　　第七屆立法會已經運作了兩年半，平情而論，今屆議員引入了大量專業、科技及學術界菁英，論政質素大幅提升，審議法案時更加全程投入，確實為政府提供大量寶貴意見。然而，民間對今屆議會的工作似乎認識不多，對議員的印象亦模糊不清，明顯地對議會爭取社會信任及支持有不利的地方，近期更傳出下屆議會可能需要「大換血」。筆者無意為任何人辯護，只是想指出在新時代下，舊的運作模式已經不管用，立法會不應該繼續擁抱已經過時、港英留下來的議政制度，行政立法既然已經成為執政聯盟，政府應該大膽改革，給議會更大的權責，讓議會有更大的發展舞台，以爭取社會的信任。
　
　　市民對議會有距離感，筆者總結有多項原因。第一，新一屆政府用愛國者治港模式，議會不再以對抗的方式論政，改為議員「坐而論道」，簡單講，就是議會不再重演吵吵罵罵的鬧劇，對於喜歡「剝花生睇Show」的普羅大眾，自然再無吸引力。第二，新一屆議會由70個議席增加至90席，但議會時間並無大幅增加，每個議員發言時間、質詢及提議案的機會明顯減少，議員表現空間大大壓縮，議員通常只有5分鐘發表一篇演說，而且每次辯論有多達數十人輪流發言，有時的確給人「滾水淥腳」的感覺，個別議員發言難以吸引市民、媒體注意。第三，由於大幅增加專業背景的議員，議政的題材除了必不可少的民生問題，其餘增加不少經濟、專業及科技題材，這些題材無疑對香港很重要，但一般市民難免聽不明白，傳媒亦少有報道。第四，議會未能培養出新一代的政治明星，一個缺少明星的舞台，自然難以吸引觀眾垂青。據筆者觀察，新議員中不乏「有料到」的議員，當中有人雄辯滔滔、有人專精法案，更有網絡KOL，可惜少有能突圍而出，獲得全港性知名度，究其原因，與上述提及的議會環境有關。另外，新議員大多沒有加入政黨（鬆散的聯盟不算數），無政黨的培訓及背後支持，要突圍是難上加難。
 

立法會已出現質及量的變化，舊有制度應就新形勢作出改變。(Shutterstock)

　　筆者相信，議會既然已出現質及量的變化，舊有制度亦應就新形勢而作出改變，以增加議會的功能，為社會作出更多貢獻。首先，政府可考慮下放權力，讓議員參與更多法例的起草工作。目前法例起草完全由官員主導，通常先由官員提出有立法需要，然後公開收集議員及持份者意見，當收集好基本資料後，官員就會閉門以機密方式進行研究，並定出法例框架，以至所有細則，最後公開諮詢社會意見，但此時法例及政策基本已經拍板，細則可以傾，但大原則已經不能改變。

　　所以，政府制訂法例的方式，過去曾被指為「閉門造車」，法例有時亦難免出現離地的情況。今日行政立法已經是執政聯盟，政府應該依重議會了解民情的專長，在政府閉門研究階段引入新機制，成立專責小組，安排立法會相關事務委員會的成員參與，參加的議員只要簽訂保密協議，就可以全程或在有需要時參與法例的研究及討論，議員一般了解民情、熟悉行業情況，官員則掌握資源運用的原則、精通法規的要求，如果兩者的優點能結合，對政府施政有極大幫助。
　
　　另外，同時政府亦可以要求立法會事務委員會，為政策進行定量、定性研究，甚至安排議員落區了解民意風向，確保政策不會離地，這亦是議員應該做的事。筆者期望，有關建議可以提高議會「含金量」，同時又可以擴闊議員的工作層面，增加議員的貢獻，社會將更重視議員的工作及意見，同時又可以吸引更多菁英願意擔任議員工作。

在杜葉錫恩的年代，立法局申訴部是為小市民出頭的象徵。（網上圖片）

　
　　其次，應考慮擴大立法會申訴部的職權。社會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立法會有一個申訴部，過去在杜葉錫恩的年代，曾經是為小市民出頭、備受尊崇的象徵，但今日已經式微，市民寧願向電視台投訴節目求助。事實上，電視台節目成功之處，就是得到官方、公私營機構的重視，投訴往往得到認真處理。所以，要建立議會的威信，政府可以制定高層次架構，要求各部門快速回應議會的個案，申訴部由於不屬於政府部門，只要議員同意，毋須次次跟足程序，可以化繁為簡便利行事，爭取更快速、更有效地為市民排難解紛。申訴部得到政府大力支持，相信效果未必會比電視節目差。有前輩嘗言道：「幫到市民嘅，就係好議員」，筆者以為甚是，所以重振申訴部的威望，是值得立法會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