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事政情

　　第六屆行政長官經已選出，當選人李家超在政綱提出了四大施政方向，在提升施政效能方面，提出了「我和我們」的團隊精神，也在土地房屋供應方面明確提出要「提速提效提量」，可是在修補社會撕裂、保障人權自由、教育等等其他範疇，則未有詳細論述。

　　香港近年在危機邊緣走過幾回，2014年的違法佔中、2019年由反對修訂《逃犯條例》演變的黑暴、2016年初的旺角暴亂等等，市民以政治顏色分群，黃藍誓不兩立，年輕人仇恨警察，社會撕裂。雖然後來中央政府以《港區國安法》、完善選舉制度、資格審查委員會、愛國者治港等等大招，把港獨、反對派的勢力壓了下去，涉嫌犯法的人士陸續被捕被控受審，社會表面上回復秩序和平靜。法律處理了違法行為，我們仍需法律以外的手段處理其他問題。

　　有立法會議員建議設立「復和專員」，以修補社會撕裂，立法會未有詳細討論。我認為值得探討，不過復和不是口號，要整個社會花很長的時間和誠意，才有機會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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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是民主撕裂愈嚴重

　　環顧世界，社會撕裂並非香港獨有，愈是民主自由的地方，撕裂便愈嚴重。例如2016年的英國脫歐公投便把英國撕成留歐派和脫歐派，兩派勢均力敵，困擾英國政局，擾攘至2020年才正式脫歐。

　　兩黨輪替的美國更甚，共和黨與民主黨的紅藍之爭長年不息，2021年總統選舉及國會山莊暴亂把撕裂推上高峰。最近（5月2日），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阿利托（Samuel Alito）草擬的意見草案遭洩露，顯示法院有意推翻1973年保障女性墮胎權的標誌性案例〈羅訴韋德案〉（Roe v. Wade），使美國再次陷入紛爭，支持及反對墮胎權的人民示威抗議，不同州份亦持不同立場。

　　美國的種族歧視問題亦十分嚴重，黑人維權運動（Black Lives Matter，BLM）持續。

　　執筆時新聞正報導有「白人至上主義者」（White Supremacy）闖入水牛城一間超級市場向黑人連環開槍掃射，至少十人死亡，而行兇者只有十八歲。

　　此外，有很多國家地區因為種族、宗教教派仇恨而長期對峙、內亂，武裝衝突、流血事件無日無之，人民長年累月活在戰火之中；相比這些極端情況，香港已屬萬幸。

　　愛爾蘭在歷史上長期受到英格蘭侵略，宗教方面，天主教與新教水火不容，戰爭多年，最終北愛爾蘭六郡併入英國，1949年南愛爾蘭獨立為愛爾蘭共和國（Republic of Ireland），退出英聯邦。北愛爾蘭則持續有暴力衝突。這些年來，當地教會等組織一直有推動復和工作，但是要完全消除對立，殊不容易。

南非以「真相與和解委員會」達成復和

　　提到復和，一定會提到南非。1995年，曼德拉總統簽署《促進民族團結與和解法》，成立「真相與和解委員會」（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由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南非聖公會大主教德斯蒙德圖圖（Desmond Mpilo Tutu）擔任主席。委員會向司法部負責，了解過往長期在種族隔離政策下各種嚴重侵犯人權的事件，做法包括邀請曾遭受非人道對待的人士講述經歷，加害者則提交證詞，企圖還原歷史真相，藉以撫平黑人與白人之間的仇恨，促進民族和解。

　　2019年黑暴發生後，有外國領事提出用南非模式助香港復和，包括安排特赦，當時我已向他們表示特赦不可行。因為這樣刑事法律會失效，亦會誤導年輕人以為犯法不用負責，對社會的負面影響更大。

「止暴制亂」、分享權力、民間融和

　　我強調復和不是口號，無法一蹴而就，更非一位「復和專員」可以成事。通常復和行動希望做到「止暴制亂」、分享權力、民間融和這三大方面，但是現實上非常困難。

　　回說香港，2014年違法佔中及2019年黑暴經已過去，《港區國安法》做到「止暴制亂」，社會回復公安秩序。我認為復和第一步是法庭要作出公平的裁決，不論黑衣人白衣人，違法的就要受法律制裁，法庭要依法作出公正判決，近期已陸續有相關案件出了裁決及判詞，這是好的開始。

　　不過，香港做不到分享權力，國家憲法及《基本法》均不容許。在完善選舉制度及愛國者治港等框架下，反中亂港、不接受國家主權、不誠心擁護《基本法》、危害國家安全的非愛國者，不會通過資格審查委員會的審查，不能進入建制及管治系統。反對國家憲制體系，甚至企圖推翻現有制度的人，哪怕在西方任何國家，也不能成為分享權力的對象。惟有民主派人士真心擁護「一國兩制」，尊重國家主權，才有機會重新返回議會平台，共同努力推動復和。

　　至於第三點也是最深層次的民間融和，讓不同政見者（特別是年輕人）放下歧見甚至仇恨，敞開心扉互相接受，和平共處，是長時期的工作，需要非常長的時間。有議員建議設立「復和專員」，我則認為「復和專員」的人數（可以是群體而非單獨一人）、性質（是官職抑或義務？）、工作內容（展開對話抑或舉辦活動？）等等都需要深入討論。

新一屆政府上場是推動復和的適當時機

　　香港已選出新一任行政長官，新一屆政府上場，是新的開始，可能是推動復和的適當時機，特區政府需從多方面了解與年輕人的代溝是甚麼因素造成，是意識形態、經濟文化分歧，抑或有產與無產之間的矛盾？要找出成因，對症下藥，解決到年輕人最迫切面對的問題，讓他們感受關愛和信任。李家超能否抓緊機會，讓香港復和？
　

　　第七屆立法會已經運作了兩年半，平情而論，今屆議員引入了大量專業、科技及學術界菁英，論政質素大幅提升，審議法案時更加全程投入，確實為政府提供大量寶貴意見。然而，民間對今屆議會的工作似乎認識不多，對議員的印象亦模糊不清，明顯地對議會爭取社會信任及支持有不利的地方，近期更傳出下屆議會可能需要「大換血」。筆者無意為任何人辯護，只是想指出在新時代下，舊的運作模式已經不管用，立法會不應該繼續擁抱已經過時、港英留下來的議政制度，行政立法既然已經成為執政聯盟，政府應該大膽改革，給議會更大的權責，讓議會有更大的發展舞台，以爭取社會的信任。
　
　　市民對議會有距離感，筆者總結有多項原因。第一，新一屆政府用愛國者治港模式，議會不再以對抗的方式論政，改為議員「坐而論道」，簡單講，就是議會不再重演吵吵罵罵的鬧劇，對於喜歡「剝花生睇Show」的普羅大眾，自然再無吸引力。第二，新一屆議會由70個議席增加至90席，但議會時間並無大幅增加，每個議員發言時間、質詢及提議案的機會明顯減少，議員表現空間大大壓縮，議員通常只有5分鐘發表一篇演說，而且每次辯論有多達數十人輪流發言，有時的確給人「滾水淥腳」的感覺，個別議員發言難以吸引市民、媒體注意。第三，由於大幅增加專業背景的議員，議政的題材除了必不可少的民生問題，其餘增加不少經濟、專業及科技題材，這些題材無疑對香港很重要，但一般市民難免聽不明白，傳媒亦少有報道。第四，議會未能培養出新一代的政治明星，一個缺少明星的舞台，自然難以吸引觀眾垂青。據筆者觀察，新議員中不乏「有料到」的議員，當中有人雄辯滔滔、有人專精法案，更有網絡KOL，可惜少有能突圍而出，獲得全港性知名度，究其原因，與上述提及的議會環境有關。另外，新議員大多沒有加入政黨（鬆散的聯盟不算數），無政黨的培訓及背後支持，要突圍是難上加難。
 

立法會已出現質及量的變化，舊有制度應就新形勢作出改變。(Shutterstock)

　　筆者相信，議會既然已出現質及量的變化，舊有制度亦應就新形勢而作出改變，以增加議會的功能，為社會作出更多貢獻。首先，政府可考慮下放權力，讓議員參與更多法例的起草工作。目前法例起草完全由官員主導，通常先由官員提出有立法需要，然後公開收集議員及持份者意見，當收集好基本資料後，官員就會閉門以機密方式進行研究，並定出法例框架，以至所有細則，最後公開諮詢社會意見，但此時法例及政策基本已經拍板，細則可以傾，但大原則已經不能改變。

　　所以，政府制訂法例的方式，過去曾被指為「閉門造車」，法例有時亦難免出現離地的情況。今日行政立法已經是執政聯盟，政府應該依重議會了解民情的專長，在政府閉門研究階段引入新機制，成立專責小組，安排立法會相關事務委員會的成員參與，參加的議員只要簽訂保密協議，就可以全程或在有需要時參與法例的研究及討論，議員一般了解民情、熟悉行業情況，官員則掌握資源運用的原則、精通法規的要求，如果兩者的優點能結合，對政府施政有極大幫助。
　
　　另外，同時政府亦可以要求立法會事務委員會，為政策進行定量、定性研究，甚至安排議員落區了解民意風向，確保政策不會離地，這亦是議員應該做的事。筆者期望，有關建議可以提高議會「含金量」，同時又可以擴闊議員的工作層面，增加議員的貢獻，社會將更重視議員的工作及意見，同時又可以吸引更多菁英願意擔任議員工作。

在杜葉錫恩的年代，立法局申訴部是為小市民出頭的象徵。（網上圖片）

　
　　其次，應考慮擴大立法會申訴部的職權。社會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立法會有一個申訴部，過去在杜葉錫恩的年代，曾經是為小市民出頭、備受尊崇的象徵，但今日已經式微，市民寧願向電視台投訴節目求助。事實上，電視台節目成功之處，就是得到官方、公私營機構的重視，投訴往往得到認真處理。所以，要建立議會的威信，政府可以制定高層次架構，要求各部門快速回應議會的個案，申訴部由於不屬於政府部門，只要議員同意，毋須次次跟足程序，可以化繁為簡便利行事，爭取更快速、更有效地為市民排難解紛。申訴部得到政府大力支持，相信效果未必會比電視節目差。有前輩嘗言道：「幫到市民嘅，就係好議員」，筆者以為甚是，所以重振申訴部的威望，是值得立法會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