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事政情

　　近年，伊朗社會動盪不安，不時爆發示威抗議。早前，一位伊朗宗教警察因指控二十二歲女子阿米尼，未有用頭巾遮蓋其長髮而拘留她，最後阿米尼死亡。她之死成為今日伊朗全境示威的導火索，與2019年的全國騷亂有過之而無不及。

　　大家都在密切關注，事件繼續發酵會否衝擊伊朗神權？現在，抗議行動已從國內廣及到國外多個城市，可謂是來勢洶洶，至今未止息。事實上，在伊斯蘭世界，宗教警察只存在於信奉原教旨主義的地方，他們要確保人們遵從伊斯蘭律法，女性被硬性規定配戴頭巾。

　　我在阿富汗塔利班首次執政時代採訪時，也曾因違反他們定下的伊斯蘭法而受拘捕，險遭人頭落地。這由於伊斯蘭律法對神權而言，比世俗律法為大，並且是頭等大罪。可是，如果曾去過伊朗便明白，伊朗婦女戴頭巾自有一手，她們一般會把頭巾掛在頭髻上，可露出臉龐。一身黑色頭巾和長袍包裹身體的女子，多是傳統文化使然。

（shutterstock資料圖片）

　　無論如何，伊朗婦女曾在一七年的夏天，在德黑蘭突然掀出一場「星期三白頭巾」運動，發起人乃是流亡到紐約的伊朗裔女記者Masih Alinejad，她透過社交媒體推動伊朗婦女反抗頭巾強制政策，鼓勵女性在每周三佩戴白色紗巾來對抗伊斯蘭的傳統女性黑色服裝。有勇敢的年輕女孩子索性拋掉頭巾，讓秀髮飛舞。

　　面對這場頭巾運動，時任總統魯哈尼未幾作出回應，他宣布公共場合不戴頭巾的女性，不需負上刑責。這位伊朗總統欲向年輕人示好，展示他的開明作風。難怪在2017年的大選中，有不少年輕選民表示，魯哈尼雖屬保守陣營，但他表現溫和，而他在2013年上台後也的確以開明見稱，因此年輕人別無選擇，只能繼續押注在尋救連任的魯哈尼身上，讓改革成為事實。

　　好景不常，魯哈尼的作風遭受保守強硬派挑戰，強硬派代表易卜杜拉．萊希在去年大選勝出，隨即再度收緊伊斯蘭律法。佔有六成人口的伊朗年輕人，大多渴望從頭巾自主到生活自主，並能看到伊朗翩翩舞影，如今這渴望卻成泡影。

　　伊朗的確存在人權問題，人民受到很多的限制，宗教道德警察無處不在，他們不僅盯著婦女的頭巾，也密切監察藝術工作者，特別是舞蹈家。連跳舞也禁止的地方，對我們而言，實在匪而所思。不過，魯哈尼在任時，表示人民有權透過舞蹈表達快樂，並釋放那些因自拍跳舞上載網上而遭拘禁的青年，這曾令不少藝術工作者對解禁充滿期待，現在再度落空，年輕人有很大的挫敗感。

　　今次又出現全國性示威，女性更站到前線，她們在阿米尼身上看到了自己。有評論指這大有可能與伊朗的經濟狀況有關。伊朗一直遭受美國制裁，這已足夠使得伊朗人苦不堪言，加上今年全球物價飛漲，伊朗正面對50%的通貨膨脹率。貨幣處於歷史最低水平，人們有感受夠了。

　　即使是次抗議活動針對的是自由和人權，非百分百關乎經濟，但伊朗人因多年經濟困境而累積的不滿情緒，這還包括政治、社會、文化上的反覆打壓，向前行一步卻又退兩步，神權始終缺乏誠意尋求與人民和解的方案。至於核協議談判，仍陷入僵局，這意味解除制裁無望，經濟無法有起色。

　　不滿的民眾當中，尤其是年輕人，他們看不到一個前景，一個未來，和機會的同時，他們也覺得他們的尊嚴和基本權利被國家如此暴力地侵犯，阿米尼的死亡正是國家暴力的體現，因此他們走上街頭，大聲呼喊還他們權利和尊嚴之餘，其實他們的不滿及憤怒亦夾雜著來自經濟、政治、社會甚至文化的挫敗。

　　伊朗，這個美國的宿敵，如果不積極自我革新，自然會令敵人有機會乘虛介入，而這個神權國家出現任何變化，都會影響大中東地區的地緣政治。

　　接受英國電視台採訪的次日是星期天，中國國內大學生發起的示威潮傳到了倫敦。我清早聽說中國留學生也會到美國大使館外示威，於是帶著相機趕往現場。抵達後發現除了中國留學生外，還來了大批塞爾維亞和俄羅斯民眾。他們並排在警察設置的鐵欄桿後，分別打出用各自國家語言和英文書寫的示威標語，一同抗議北約轟炸中國大使館。

中國留學生來到美國大使館外示威抗議（作者攝）

　　據個人的採訪經歷，我覺得這一天是見證了冷戰結束後，南聯盟、獨聯體等前社會主義國家，和中國的民間力量，首次為了共同訴求而一同走上街頭。這一幕還標誌了另一個微妙變化 -- 在此之前，南聯盟塞族和俄羅斯在政府和民間的關係都相對較為緊密，但中國大使館被炸之後，塞爾維亞與中國的關係也較前更為走近了。

南聯盟、獨聯體與中國民眾同場示威

　　與此同時，大使館被炸也打亂了我前往貝爾格萊德的採訪計劃，一方面固然是因為當地戰事升級令出行變得困難，另一方面更為主要的原因是，當時中國臨近加入世貿，中美關係有可能在這個自由貿易框架下獲得穩步升級，而大使館被炸確實可能對此構成短期干擾。在此背景下，留在資訊較為暢通的倫敦，與西敏寺和金融城保持接觸，更有利於跟進中美關係可能發生的變化。

　　此時我已長駐倫敦多年，採訪重點由初期的保守黨和工黨政權交替，進入至關重要的香港回歸倒數，以至亞洲爆發金融風暴後，轉為頻密跑金融城，之後又開始關注中國加入世貿的談判進程。在此期間，巴爾幹半島的戰火風煙不斷，南斯拉夫在內戰中裂解成縮小版的南聯盟。

　　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南聯盟內部又因為科索沃分離問題爆發新衝突，為北約出兵提供了導火線。1998年中，我去威爾斯採訪加迪夫歐盟峰會。這場峰會本來是標誌歐元的誕生，歐盟全面投入運作的盛會，但會場內的聚焦點卻變成了科索沃問題。我在這次峰會上，充分聆聽了歐洲政治和新聞界對南聯盟和科索沃問題的看法。個人感覺是，雖然南斯拉夫倒了，但歐盟並不打算容忍南聯盟的存在。

來自塞爾維亞和俄羅斯的民眾加入示威行列（作者攝）

歐盟坐收漁人之利

　　歐盟當時遲遲不動，只是想躲在後面，等美國主導的北約打頭陣，坐收漁人之利。就此角度而言，我始終認為把美國視為北約東擴的唯一力量是不正確的，其實歐盟也積極配合北約打通東擴的障礙，是這場擴張行動的利益持份者。事實上歐盟國家也積極參與美國在中東北非的軍事行動，以爭奪石油及基建利益。

　　這就是為甚麼特朗普上台後對歐盟很不滿，認為歐洲國家在佔美國便宜。參加完加迪夫峰會之後，為了增加自己對歐洲事務的整體認知，我更覺得有必要親赴前南斯拉夫地區，實地瞭解塞族和其他族群之間的衝突細節，判斷科索沃問題的真相。

　　早在1996年，我隨時任國家主席江澤民的代表團訪問西班牙，結識了新華社資深記者江亞平。他當時剛結束常駐貝爾格萊德的工作，是首位踏足前南斯拉夫地區進行戰地採訪，親眼目擊這個國家在內戰中瓦解的中國記者。他回國後出版了一本回憶錄，還送了一本給我。

　　在香港回歸前江亞平也調派到倫敦工作，我們自此經常見面。他因為曾親臨前南地區採訪，對當地內戰的原由和過程非常瞭解，對一些複雜的問題，不加思索就能詳細解釋一番。隨著北約進攻南聯盟的可能性上升，我開始籌措前往貝爾格萊德，自然就請老友教路，例如當地有沒有相對安全和方便工作的基站。

3名中國記者在空襲中殉職（互聯網）

聯繫貝爾格萊德大使館

　　他建議，在戰爭情況下最可行的棲身點就是中國大使館。我聽罷連連點頭，大使館不僅相對安全，較能保障電力、糧食和食水供應，在萬不得已時還可以跟使館人員一同撤離。雖然當時前往塞族地區要面對交通等各種困難，但如能找到工作基站的話，前往貝爾格萊德的最大障礙就解決了。

　　江亞平對前南地區較熟悉，答應我出發前代為聯繫貝爾格萊德大使館，我也開始準備行裝與採訪器材，找尋合適時機「入場」。如前所述，當時巴爾幹問題並不是我的「本業」，於是我又被倫敦的日常新聞工作拖延了一段時間。至北約正式轟炸南聯盟後，全球新聞焦點轉向當地，我終於也等到了前行的時機。

　　不料就在此時，傳來大使館被炸消息，3名身處館內的中國新聞同行當場殉職，在此再次向他們致敬。如果我當時身在貝爾格萊德，不知道命運會是如何，但可以確定的是，這場採訪沒能成行，是我記者生涯中很大的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