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往專欄

　　踏入2018年，港人已被「一地兩檢」的風風雨雨嚇得花容失色。廣深港高鐵西九龍站設立口岸實施「一地兩檢」，對本港經濟顯然有利有弊。2010年成立的香港中文大學劉佐德全球經濟及金融研究所，其常務所長莊太量，便認為「一地兩檢」相較於「兩地兩檢」，最大好處是方便和省時，一年可以為市民省下3900萬個小時，所帶來的社會價值，可能超過高鐵的800億成本。莊氏又指出，高鐵還可以帶來延伸的經濟效益，例如為香港帶來更多商機，也可紓緩東鐵線和落馬洲支線的交通壓力，更可考慮在高鐵沿線置業，因為內地樓價比香港便宜。

　　高鐵的經濟效益無庸置疑，港府提出「三步走方案」加以配合。第一步是內地與香港特區達成合作安排；第二步是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決定批准及確認；第三步是香港特區通過本地立法實施。如今這個方案已走完了前兩步，只須第三步完成就可正式運作。全國人大常委會已於去年12月27日全票通過，批准高鐵實施「一地兩檢」。特首林鄭月娥表示，希望最遲今年2月初向立法會提交《合作安排》草案，爭取在暑假休會前獲得通過。

　　估計這個「一地兩檢」草案交上立法會審理，進行首讀、二讀及完成三讀等整套程序需時。鑑於如今反對之聲不絕，主要是針對「一地兩檢」是否違反《基本法》的爭議，令「一地兩檢」草案已成為燙手山芋。全國人大常委會指「一地兩檢」只會對內地口岸區乘客作出限制，和《基本法》第18條規定的「整個香港」範圍完全不同，沒有抵觸。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李飛更在人大記者會上明言，人大的決定具最高法律效力，「一言九鼎」。

　　李飛「一言九鼎」之說，馬上令香港不少法律界及政界人士如驚弓之鳥，指人大常委會的法律解釋「難以令人信服和令人不滿」。而事實上，「九鼎」據傳是禹在建立夏朝後，用天下九牧所貢的金鑄成，象徵九州。《春秋公羊傳註疏》認為「九鼎」代表天子地位：祭祀的時候士用一鼎或三鼎，大夫用五鼎，諸侯用七鼎，而天子才能用九鼎。可見「一言九鼎」之說已隱然暗示人大常委會是最高權威，地位凌駕《基本法》之上。

　　香港大律師公會對於人大常委會的決定，終於發表聲明，指出這是「回歸後在香港特區落實執行《基本法》的最大倒退，嚴重衝擊『一國兩制』的實施及法治精神」。法律界人士有此疑慮可以理解，因為人大常委會也許是為了方便港人及照顧經濟效益而作此決定，但按照普通法的思維，有所謂「遵循先例」（Stare decisis），判案時若有先例可援，就具有法律約束力，法院以後面對相同問題時必須作出同樣判決的原則。所以「一地兩檢」的「一言九鼎」說法，此例一開，日後類似事件恐怕陸續有來，讓香港的施政主軸也許變成「北京化」。

　　除非人大常委會明言「一地兩檢」的做法，是「只此一次，下不為例」。但人大常委會沒有這樣說，特首林鄭月娥也不肯這樣說，於是港人馬上做了孫悟空，而「一言九鼎」則變成孫悟空頭上的緊箍咒，緊箍咒一唸，港人難免寢食難安。

　　「香港是講普通法，不是行大陸那一套憲法。」說得鏗鏘有力。

　　對。這正是香港為甚麼行一國兩制的歷史緣由。

　　但話說回來，基本法的權力來源，就是來自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這是毋庸置疑的。即使我們不願意，但這是客觀事實；亦因此，當基本法未能完全解釋到一些情況時，例如雙非居港權和一地兩檢，能夠解釋的，並不是香港法院，而是人大常委會。

　　人大常委會有權監察憲法的實施情況，當然也包括基本法，因此人大常委會是釋法者，她的決定如同釋法，對本港法院具有約束力。這是十分顯淺的道理。

　　既然人大常委會是基本法最終的解釋者，她當然可以頒布方式，行使基本法所賦予她的監督功能，故她宣佈「一地兩檢」安排合憲合法，對本港法院具約束力。

　　所以當前立法會議員梁國雄等人就高鐵一地兩檢提出司法覆核，已多次指出，在情在理在法，人大常委會有權決定，只可惜有人為反對而反對。現在法官裁定4人全部敗訴，並指人大常委會的決定等同釋法，一地兩檢與基本法並無牴觸。

　　泛民主派的觀點，已經變成激進反對派。只強調兩制，而背離一國的客觀事實，是混淆視聽，置香港長遠利益於不顧。這亦是反對派怎樣也造不到一個反對一地兩檢的勢頭來。

　　以一地兩檢來說，大部分人認為出入境肯定方便了，而且不會認為兩地融合有甚麼好反對；加上深圳灣口岸已有相似安排，而美加邊境也是一樣，但反對的人完全不講這些，竟然搞出屍殺列車的宣傳，影射解放軍會在地底爬出來拉人。

　　講的人是危言聳聽，信的人更是無知，解放軍在港駐守超過21年，既有在中環鬧市，也有在九龍塘住宅區，若屍殺列車這個邏輯成立的話，反對派走過添馬或九龍塘，應該給人拉了21年？不要說沒有屍殺列車，即使21年來，也沒有一個反對派的人給解放軍拉了。

　　社會應該容許反對聲音，但現在卻充斥著凡事反對的噪音，而且都是唯恐天下不亂的雜音。一地兩檢是新的，不管它對兩地交往的重要，只是胡亂反對。討論法律觀點是，反對派就不斷搬龍門。

　　例如反對派的法律專家認為基本法有「排他性」，所以人大常委會不可以在基本法框架外，制定一些於香港具法律約束力的規定。人大常委會只可以釋法，而不是頒布的方式，處理「一地兩檢」爭議。

　　請問甚麼叫排他性呢？基本法的排他性是甚麼呢？連基本法也是由全國人大常委會頒布實施的，人大常委會又怎不可以在基本法外，頒布一些於香港具法律約束力的規定呢？

　　其實討論關鍵亦並不是人大常委會應不應該，在釋法外以頒布方式處理，而是人大常委會究竟有沒有權。只要從莊豐源案和梁游宣誓案看，終審法院已經確認人大常委會有完全獨立的釋法權，無需經本港法院提呈，而人大常委會亦沒有自願放棄解釋權。

　　法官於判詞中解釋，即使中國憲法並不適用於香港，但香港法院於判案時不可以漠視中國憲法的存在。法官又認為基本法應被視為工具，解讀基本法不能夠背離，當前社會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現實。

　　梁國雄批評法官將人大常委會決定等同釋法是進一步倒退，因人大釋法尚且會表明解釋哪一條單一法例，但現時人大只需說一句「總之符合基本法」即可。

　　這是不公道的。法官已清楚表明，一地兩檢安排並不可隨意於香港境內其他地方實施，每一個安排的合法性都要獨立考慮。試想如果釋法的話，就很容易理解成一地兩檢可以在香港任何地方出現，而現在則只可以在高鐵西九站進行，可說是特殊情況的特殊處理。

　　高鐵已經通車，反對派之前所說的在西九看Facebook也被拉的情況沒出現，亦沒有人誤闖內地口岸而被拉，更沒有內地執法人員由地底爬出來拉人，反對派是否應該站出來道歉呢？

　　說話不講邏輯，說錯不了了之，就是今天反對派的面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