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往專欄

　　筆者早已指出，置業不單是實際功用（utility），即有瓦遮頭的居住問題，而是事關貧富懸殊、有樓與無樓（the haves and the have-nots）族群有否均等機會分享經濟發展成果的公義問題。事實上，由美國選出總統特朗普，到英國「脫歐」，以至歐洲各國出現政治立場極端的民粹政黨上台，其主因都並非收入不均，而是財富或資產上的貧富懸殊。

像中國和新加坡的置業率都接近9成，經濟增長的財富效應幾乎全民受惠，難怪港人總是羨慕新加坡的房屋政策！

　　例如，發生於2011年的「佔領華爾街」運動，正是針對財富不均。當時，美國最富有1%的家庭，擁有了全國三分之一的財富，餘下99%的家庭則只擁有另外的三分之二，亦產生了所謂「1% vs. 99%」的矛盾。

　　那香港的財富不均情況又是如何﹖本港沒有像美國統計部門般編製家庭財富的數據，但可以想像，決定財富差距的最關鍵因素肯定是有沒有物業的分別。所以令更多市民居者有其屋，包括「綠置居」及「租者置業屋」等計劃，都一定是個令社會更平等、更公義的利民政策。

有樓比無樓階層 財富多26.5倍

　　而根據差餉物業估價署的數據，可以估算全港私樓單位的平均市價在2017年為816萬元。假設物業是有私樓家庭總資產值的70%，則該家庭財富總值為1,165萬，相比申請公屋的最新資產上限44萬，並以此代表無樓家庭的財富總值，則前者是後者的26.5倍。若按目前的趨勢，這個差距更會在10年內倍增至50倍以上！

　　但單是計算出財富差距並不足夠，我們還需討論客觀而言，到底怎樣的財富差距才算得上「不公義」﹖讀者不妨也想想，若你和你的鄰座同學出身家境相若，而你的同學是全班最勤奮、最聰明的一個（當然要撇除極端例子，如14億人一遇的馬雲等），你認為這個和你起跑線一樣的同學，一生收入（lifetime income）及財富累積和班中的平均相差多少，才屬於合理範圍、算是公平合理（fair）﹖筆者問身邊高EQ的朋友，大概得出是3倍至5倍這個答案。

獲父母資助首期 貧富更懸殊

　　把這個比較，推至最極端-你的鄰座同學不是別人，是可比我們特首林太的尖子︰25歲成功投考500人爭一個位的政府政務官，起薪點5萬元。假設其仕途順利，平步青雲，40歲晉身首長級公務員，並於50歲出任D8薪級點的常任秘書長，還在55歲起連續兩屆被委任為問責官員，到65歲退休，以3%折現率計，這位尖子的一生收入現值大約是1億元（林太的數字當然會比此更高，因她50歲便當上發展局局長）。

　　相比今天的就業收入中位數每月1.5萬元，假設每年加薪5%，40年的收入現值約為1,000萬元，前者是後者的10倍。相信這應是一般人對於終生財富差距的「最大容忍極限」，因為當上特首的事業路途肯定是百中無一！

　　事實上，10多年前當財富差距超過10倍時，社會上便愈來愈多關於貧富懸殊、分配公義的討論，第一屆扶貧委員會也成立於2005年。可惜，除了在樓價大跌的1998至2003年曾經見過這種倍數外，香港的財富差距一直拋離這個範圍。如今，原來只要父母有資產能資助首期，相比只能靠自己置業的人，兩者之間的財富差距便可達27倍之遙，絕對是個「永不超生」、難以逾越的鴻溝！

　　這當然反映香港置業率低下的問題。若我們撇除資助出售房屋（主要為居屋和租置單位）這群需要補地價才能出售出租其單位的住戶，私樓業主佔全港家庭比率，自1990年至今近30年，基本上原地踏步，一直徘徊在35%左右，有關數字更自2004年起輾轉下跌！

　　因此，真正能受益於經濟增長帶來的財富的業主佔全港家庭35%，亦只是發達經濟體的一半左右！早前與前IMF副總裁朱民碰面，他提及根據計量經濟模型（econometric model）分析，香港經濟表現其實低於潛質，筆者立時明白原因定是低置業率。

　　為甚麼讀書比你差、工作付出比你少很多的人會比你富有數十倍-而且是幾十輩子也不會追到！

努力讀書及工作 仍難以置業

　　如果大家認為以上的數字過於冷冰冰，未必覺得「到肉」，只要想像／回想一下過新年時，幾個家庭聚首一堂，問起現時30多歲的80後們「幾時拉埋天窗？」，很容易便問到「咁上咗車未？」若你是其中一個80後小輩，望著坐你對面的表哥明明讀書比你差、事業上遠不及沒你努力和成功，卻只因舅父舅母資助而成功「上車」，你卻在連年捱貴租，「儲極都儲唔夠」首期，買得起求婚戒指卻買不起樓，會是甚麼感覺？所以，很難怪這個年輕人會問自己「為甚麼我30年來謹遵父母、老師教導，努力讀書、奮發事業，卻連最基本的「居者有其屋」都做不到？」我們還怎麼要求年輕人簽這張「社會合約」（social contract）﹖

　　我們實需反思，為甚麼在香港要達到「住」這最基本的人生需要都要這麼辛苦？要幫助三份之二「無份」的港人有份分享社會經濟繁榮的喜悅，我們有責任支持土地供應專責小組的工作，並重啟「租者置其屋」計劃，替一個財富分配已極懸殊的社會，增加點點公義。

　　貧富差距問題在香港爭論了好些年，每次發布新的統計數據，都被台灣傳媒大肆報道，連帶也影射大陸的貧富差距嚴重。不過，台灣的「主計處」睽違30年再度公布的「家庭財富分配統計」顯示，台灣的貧富差距竟然「超陸趕港」遙遙領先，跌破當地民眾和傳媒眼鏡。

台灣貧富差距的嚴重程度，超出島內民眾想象。

　　據主計處公布的調查數據，截至2021年底，前20%家庭的資產淨值有5133萬新台幣（約港幣1231萬），後20%的家庭財富只有77萬元（約港幣18.47萬），相差66.9倍。與30年前的調查相比，當時台灣貧富差距只有16.8倍。

　　台灣之所以時隔長達30年才公布家庭財富分配統計，當局解釋是因為財富分配統計背後的個資成分非常高，就算政府部門調查，也要克服很多難關。以這個觀點來看香港，雖然今年年初有民間組織公布貧富差距數據，但筆者覺得還是以港府的數字和台灣比較才有意義。

　　國際上判斷貧富差距是否嚴重，大多採用堅尼系數作為標準，堅尼系數0.4以內算合理，0.5以上有貧富差距，數字愈大差距愈懸殊。香港貧富問題引起關注，是因為港府2001年公布堅尼系數達0.525，2011年上升至0.537，2016年更高達0.539。不過，去年港府公布的堅尼系數是0.397，而大陸的亦只是0.47，比台灣的0.606低很多。

　　台灣執政當局雖然誠實公布了堅尼系數，但在比較上卻避重就輕，沒拿慣常嘲笑的對岸做比較，反而以日本、法國、英國、南韓等高堅尼系數經濟體相比，強調台灣和這些國家比起來，貧富懸殊問題沒想象中嚴重。

　　身邊很多朋友看到主計處公布調查結果的新聞後都非常震驚，沒想到台灣的貧富問題，竟然比認知中狀況應該更惡劣的香港嚴重那麼多。不過，仔細觀察台灣的社會結構，就發現為何港人感受激烈那麼多。

　　台灣大部分地區都市化程度沒有香港高，居住環境面積大，年輕一代長大畢業出外謀生，可以選擇仍與家人一起居住，甚至結婚仍不會搬出去，省了租屋或買樓付房貸的壓力。雖然台灣薪水普遍比香港低非常多，但因為無居住的「後顧之憂」，即使薪水能用的部分增加不了，仍對「貧窮」的感覺相對較低。

　　對於造成貧富差距嚴重的原因，外地人看台灣都會認為，是當地高科技行業發達，從業人士收入比一般人高出幾十倍所致。但根據統計，島內從事高科技行業人數百分比相當低，不至於拉大財富差距。官員在發布調查結果時，亦將責任推給窮人不會理財。

　　主計處舉例，多年前住在南部的年輕人畢業後，選擇不同，未來財富累積程度一定不同。留在南部工作、買樓，好處是居住空間舒服，維持一定生活品質；前往台北工作的人，雖然花較高價錢買面積較小的住宅，但以樓價升值幅度來算，後者高出留在南部的人幾倍甚至十幾倍，財富差距遂愈來愈大。

台灣貧窮人口急增，台北車站成為遊民露宿熱門地點。（網上圖片）

　　另一原因是近幾年台灣和國際股市行情非常好，有錢的人會善用資金投資，錢滾錢之後，距離拉得更大，從去年富比士富豪榜可以發現，真正有錢人財富增加的比例更高。不少先進國家都想辦法降低貧富差距，例如美國總統拜登上任後，推出徵收富人稅。

　　不過，台灣經濟結構不同，富人稅並不可行。島內很多高所得民眾收入，不是來自經營的企業就是投資股市。問題是公司投資獲利後，這些人都將所得隱藏在公司內，讓本人收入看起來很低，根本課不到稅。至於投資股市的獲利，亦因為台灣沒有資本利得稅，不隨便將股票變成現金的話，政府亦無法課稅。

　　南部向來是綠營的大票倉，從公元2000年以來，因南部民眾全力支持而當選的領導人，包括台南出身的陳水扁、聲稱屏東為故鄉的蔡英文，再加上即將上任、曾任台南市長的賴清德。在今次家庭財富分配統計才發現，生活在綠營票倉的結果，竟然等同於選擇貧窮，不知道加起來執政16年的陳水扁和蔡英文，是否感到愧對鄉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