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往專欄

　　【晴報專訊】港人生活壓力大，有機構早前進行有關抑鬱指數調查，發現港人抑鬱指數中位數達5.52分，約6.7%受訪者或患抑鬱，比2016年調查結果高1.2%，創過去同樣調查新高。調查又發現，愈年輕的被訪者愈抑鬱，以18至24歲組別的抑鬱程度平均數最高，但逾6成人情緒受困時不會尋求專業人士協助。專家估計，缺乏上流機會及運動少，亦是令年輕人抑鬱的因素。

社會的功利主義令香港青年承受無形壓力。（iStock）

　　香港心理衞生會去年11月以問卷形式訪問了1,795名成年人，結果發現受訪者抑鬱程度中位數為5.52分，是自2012年進行過3次同類調查以來最高。問卷包括9項抑鬱徵狀，例如有否感到情緒低落、沮喪或絕望等，總分為27分。結果顯示，6.7%受訪者獲15分或以上屬「臨床組別」，即或患有抑鬱症及需接受治療，另有13.9%人於過去2周曾有自殺念頭。

逾六成無找專業協助

香港心理衞生會調查發現，13.9%受訪者過去2周曾有自殺念頭。

　　調查亦發現，受訪者愈年輕，抑鬱程度愈高，以18至24歲組別的抑鬱程度平均數最高，達6.3分。另外，逾6成受訪者情緒受困時不會尋求專業人士協助。

　　現年23歲的阿菜自言屬完美主義者，2017年其母因腦出血入院，加上面對學業壓力，致出現抑鬱及焦慮情緒，例如心跳快及突然無故狂哭，更曾有輕生念頭，後來她向社工求助，經開導下情緒才有改善，現時她會主動與他人接觸及溝通，同時需定期服藥控制病情。

帶氧運動可釋安多酚

　　香港城市大學專業進修學院講師孫玉傑估計，港人抑鬱指數持續上升及創新高是由於社會上流機會低，而且受既定價值觀影響，令人產生無形壓力，「大家覺得賺到錢、有樓就叻啲」。他指出，年輕人抑鬱情況較嚴重，除上述原因外，亦與他們較少做帶氧運動有關。香港心理衞生會助理總幹事程志剛表示，做帶氧運動可釋放安多酚，對抑鬱症有預防及紓緩作用。該會執行委員會委員兼精神科專科醫生黎守信建議，除了多做帶氧運動外，應培養個人興趣，令生活更豐富。

　　新冠疫情對全球人類精神健康造成重大衝擊，世界衞生組織今年3月發表科學簡報，指在新冠疫情的第一年，全球焦慮和抑鬱患病率大幅增加了25%，當中最受影響的群組是年輕人和女性。

　　世衞更指出，精神疾病如抑鬱症，可引發生理疾病並引致自殺。香港大學「防止自殺早期預警系統」發現，本港自殺個案由2月下旬開始攀升，至3月下旬達兩年高峰，期內「7天自殺估值」顯示每日有4人自殺，較去年同期激增一倍；在各年齡層中，以65歲或以上長者自殺個案最多。如果情況持續，一年可能會多達1,400人自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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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實上，香港接連經歷了社會事件，以及持續兩年多的疫情，許多港人早已顯得身心疲累。去年中，心晴行動慈善基金進行「全港精神健康指數調查」，發現過半數受訪者的精神健康指數不合格，而剛公布的《世界快樂報告》（World Happiness Report），在評估近150個國家/經濟體中，香港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排全球第八，但快樂排名只是81位，港人的快樂指數持續下滑。

　　港人精神健康欠佳，對精神支援服務的需求大增，但礙於私營機構所提供的服務費用高昂，許多患者難於負擔，便只好尋求公營醫療服務。可是，醫生人數增幅遠遠追不上病患增長，引致求過於供的現象。過去10年，醫院管理局精神科服務的病人人數上升了45%，從2011至12年度的18.6萬名，增至2020至21年度的27.1萬。而期間醫管局的精神科醫生人數僅增加16%，即390名，平均每10萬名市民只有5.2名政府精神科醫生，遠低於眾多中高收入國家每10萬人便有15名精神科醫生之水平。

　　僧多粥少情況下，精神病診症輪候時間自然較長。醫管局的數字顯示，「穩定新症」（佔新症的73%）在去年的輪候時間中位數由 14 星期（九龍中）至 61星期（新界東、西）不等。而治療精神病，除了有可處方藥物的精神科醫生，透過面談和練習作心理治療的臨床心理學家，以及提供自我照顧訓練的職業治療師也是重要一環。如果說香港公型醫療系統中精神科醫生非常不足，每10萬名香港人僅有5.2 名，臨床心理學家就更匱乏，每10萬名香港人只有1.4名。因此政府在檢視如何改善本地精神健康服務時，人才培訓不可或缺。對此，澳洲去年的一個大膽舉動，值得深思。

　　澳洲為強化不同專業技術的人才庫，大減七個大學學科的學費，其中兩個與醫療相關，護理是其一，臨床心理學是其二，學費減幅達42%。該國教育部長預計，醫療、科學和技術等工種在未來五年內將佔總就業增長的62%，故此當地政府會在2021年額外資助這些大學名額三萬個，到2030年更會增至10萬個。這個政策釐定早於新冠疫情之前，可見當地政府的先見之明。

　　香港近年在精神健康服務方面也明顯增加了資源，在2020至21年度此範疇佔醫管局總開支6%至56億元，過去5年撥款上升了23%。但如平等機會委員會前主席陳章明教授表示，「精神病患者需要的不只是藥物和治療」，當局的措施能否配合社會變化，並切合市民的需要才是重中之重。期望政府能多體察民情，實施多管齊下的方案，積極改善市民的精神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