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往專欄

　　【晴報專訊】反修例風波引發「起底戰」。截至本月3日，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接獲涉反修例的「起底」個案有4,394宗，當中涉警員及其家屬的佔36%。公署亦公布，去年全年接獲私隱外洩的投訴達9,182宗，按年激增近4倍，4,370宗涉及「起底」，較2018年多76倍。私隱專員黃繼兒形容，個人資料被「武器化」的威力強勁，但至目前僅1宗起訴，認為應修例加強公署權力，及研究引入行政罰款。

私隱專員認為被起底者會因此感困擾。（iStock）

　　據公署最新數字，去年6月14日至本月3日，共發現4,394宗「起底」個案，當中1,597宗涉警員及其家屬，佔整體36%；官員及其家屬佔180宗，約4%。單計2019年，公署共接獲9,182宗投訴，是2018年的3.8倍，當中4,370宗涉及「起底」，比2018年的57宗增達76倍。

黃繼兒笑言，今年公署揮春卡通人物多加了兩隻牙齒，盼成功修例後不再被指「無牙老虎」。

　　私隱專員黃繼兒昨坦言，他本人亦曾被支持和反對政府者「起底」，更聲稱要「裝修」其住址及為其「慶祝」生日，指令人困擾，形容「個人資料被武器化相當強勁」，故對目前為止僅得1個案被起訴失望，認為《私隱條例》未見成效。

研向違例者發告票

　　由於現時法例指違反公署發出的執行通知書才屬犯法，變相首次違例不屬犯法。黃希望修訂《私隱條例》包括引入行政罰款、加強刑事調查權及檢控權，並研究直接向違例者發出「告票」的可行性，又指政府計劃數月內修訂細節和方向，將諮詢持分者和議員意見，但難料落實時間。

　　對有警員涉向鏡頭展示記者身份證，黃指不便透露進展，僅指直播鏡頭和傳媒報道不代表結論，公署要調查案發過程是否有人違規披露資料，並去信警務處處長提醒警方守法。

　　將人工智能（AI）工具引入職場應用，如協助進行生產力分析、幫助加快工作流程等，已非新鮮事。惟近日有指不少跨國企業已開始使用AI監控員工的工作信息，以即時了解員工情緒，做法惹來爭議，甚至有言員工或會被定義為「思想犯罪」。

西盟斯律師行合夥人黃婕（Wendy）（受訪者提供圖片）

　　西盟斯律師行合夥人黃婕（Wendy）、助理律師郭潔瑩（Elaine）提醒，企業在使用AI工具監察員工工作活動時，須確保過程符合法律規定。另提出5大提升員工接受度與信任的建議（見表）。

　　AI發展迅速，愈來愈多企業希望利用AI來監察員工的工作活動。舉例，據外媒《CNBC》報道，專門從事分析員工信息的AI初創公司Aware表示，沃爾瑪、星巴克、達美航空等多間大公司，以及歐洲品牌，委託該企監控員工之間的聊天紀錄。

　　雖然Aware CEO Jeff Schumann提到，透過AI技術可以幫助這些公司了解其「溝通中的風險」。可是亦有來自非牟利組織的代表、Humane Intelligence聯合創始人Jutta Williams批評，AI正為企業內部風險管理程序增添新問題，這類監控亦隨時令打工仔被視為思想犯罪（thoughtcrime）。而且，監控方式「待人如同庫存」，也是她聞所未聞的。

涉員工資料 受私隱例規管

　　若然企業需要使用AI監察員工的工作活動，Wendy及Elaine亦提到，當中可能涉及一定的法律風險，需多加留意。她們解釋，過程很可能會涉及收集員工的個人資料，例子包括員工姓名、員工號碼、身份證號碼等，「在香港，任何涉及個人資料的收集、使用或揭露，均受《個人資料（私隱）條例》（PDPO）的規管。」

　　根據PDPO及相關保障資料原則，1.企業應以合法和公平的方式收集員工的個人資料，且收集個人資料的目的應直接與企業的職能或活動有關；2.在收集員工的個人資料時或之前，企業必須告知員工若干事項，包括收集該資料的目的，以及資料可能會轉移給哪一類人士；3.個人資料必需要為合法目的而收集，且（除非得到員工自願和明確的同意）企業收集的員工個人資料只限用於收集時所述明的目的；4.企業必須採取適當的保存措施，以保障的員工個人資料不會未經授權或意外地被查閱、處理、刪除及使用；員工有權要求查閱其個人資料，並有權要求更正及取得這些資料的副本。

解釋工具用途 讓僱員參與決策

　　她們表示，企業在使用AI工具監察員工時，需要確保過程符合香港的法律規定，包括上述要求。

　　以AI在內的任何工具監察員工，皆可能會被員工認為侵犯其私隱，影響企業與員工之間的關係。因此，她們建議企業亦可以考慮採納5大措施，提升員工對企業使用監察工具的接受度與信任：

　　透明度：向員工清楚解釋監察工具的使用目的、範圍及企業會如何使用該數據；員工參與：在引入監察工具前，考慮員工的意見，並盡可能讓他們參與決策過程；數據最小化收集：盡可能避免不必要的個人數據收集；公平使用：使用監察工具時應一視同仁，公平對待所有員工；持續評估：定期評估監察工具的成效，確保工具如預期般運作並對員工的生產力有正面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