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事政情

　　元旦過後，收到中大前校長劉遵義教授夫人麥嘉軒寄來劉教授的新書《中美貿易戰與未來經濟關係》（The China-US Trade War and the Future Economic Relations），剛好要到杭州及南昌旅遊，連忙在高鐵途中捧讀。書寫得淺白，避開了不少專業術語，想來讀者對象是包括了中美政商界的不少持份者。顯而易見，此書是至今為止有關中美貿易戰甚至科技戰最全面並及時的著作，內地或香港的出版商若夠聰明，應即時把它譯為中文，自會一紙風行。書中建基於大量數據的論點，對香港及美國一些胡說八道的言論，也是一服很好的消毒劑。

中美貿易逆差被嚴重誇大

　　書中的亮點頗多，只舉幾例。今任的美國總統不知是否吃錯了藥，對國際貿易的性質不但一無所知，還祭出了18、19世紀的錯誤理論重商主義為指導思想，誤以為貿易有盈餘便是賺，有逆差便是虧。有見及此，劉教授便不得不把課本中的貿易導論用最淺白的語言再解說一遍，並指出自由貿易可達至雙贏、貿易戰沒有贏家此一定論。

　　但本書的目的當然不是光談理論。美國埋怨與中國貿易有逆差，由來已久，多年前劉教授便曾與同行梳理過數據，指出美國的所謂逆差嚴重誇大，主要原因是中國輸美的產品中，內中包含了很多並非在中國生產的半製成品或原材料，例如蘋果手機的價值，只有5%左右是在中國生產，中國只是在組裝加工而已。既然如此，中美的出口，都應只計算在兩地生產時的附加增值，而不是最終產品的價值。在書中，劉教授更新了這些估算，並指出中國輸美產品中，每100元只有66元是真正在中國生產，美國輸華產品中，每100元則有88.7元是在美國生產。貿易數字經此調整後，較準確的商品貿易美國逆差是1,850億美元，而不是美國所說的3,000多億元，又因為在服務業貿易上美國對華有740億美元的順差，所以真正的中美貿易逆差只是1,110億美元。消除這逆差，不見得對美國有利，但特朗普若要堅持，中國也可在毫髮無損的情況下輕易做到。中國汽車市場每年銷售量為2,600萬輛，多於美國的1,600萬輛，中國只要從美國每年進口300多萬輛車便可達標；若多買美國能源及農產品，對中國更是有利。中國顯然也樂意這樣做，所以貿赤根本是一個偽命題。

　　劉遵義大作中除了貿易問題外，亦對中國發展前景與科技問題有很好的分析。一國的發展階段，與其擁有的資本額有莫大關係，書中載有劉教授對美國及中國所積累到的有形資本之估算。眾所周知，美國人民儲蓄率低，所以資本積累緩慢，但其200多年來累積到的資本亦非同小可，書中估計美國2017年的有形資本是28.1萬億美元（以2016年價格計算，下同）。至於中國，儲蓄率高，但幾十年前中國還是一窮二白，無甚資本，書中對中國2017年有形資本的估量是25.4萬億美元，稍低於當年GDP的兩倍。以此估量看來，中國資本總量超越美國已不需太長時間，不過，中國勞動人口遠多於美國，若按每一名勞動人口平均所擁有的有形資本而論，中國只有32,000美元，美國則有175,000美元，後者是前者的5.5倍。這意味着甚麼？資本與勞動力的比率愈高，愈有可能出現報酬遞減，亦即投資回報會較低。中國既然人均資本額遠低於美國，資本投資的回報率可望保持在高位，倘若生產效率能繼續保持不錯的進步，中國未來仍可有很高的經濟增長。

中國應慎選科技投資項目

　　生產效率如何才能不斷進步？重要的途徑之一是投資科技。書中估計，中國已積累到的研究發展資本大約有1.14萬億美元，低於日本的1.34萬億美元，美國的則更高達4.21萬億美元。中國近年在科研上的投資增速遠高於美國，但若要追近美國，恐怕還要頗長的時間。不過，在個別的科技領域上超越美國，卻並非不可能。中國在選擇發展甚麼科技的問題上有後發優勢，在科技總資本額上不如別人，如何選出最具戰略性的科技投資項目，更形重要。

　　劉遵義在書最後提及自己生平︰生於內地，長於香港，在美國讀書教學數十年，又回歸香港。在感情上他自然絕不想中美出現貿易戰，在理性分析下，他也指出兩個並非注定成為敵國，戰略上兩國在競爭，但這並不排除中美可以是合作夥伴。我相信這也是最符合中美人民利益的出路。

　　天大地大，總有你不懂的語言，搞不清的規律，自然就有領悟不透的人性，香港的窄度永遠跨不過自己未知的廣度，無論企業經營、投資、個人成長，面對市場必須謙卑，這才是能夠傳承的力量。

　　30年前，1994年的香港，是人人有機會的香港，香港人敢搏肯做，迅速崛起，不過30年的光景。因為自滿，治理無方，金融制度僵化，各行各業版圖愈縮愈窄，加上地產霸權，社會運動，港中矛盾，終於陷入死胡同。

　　2024的世界正在出現三大轉變，一個是供應鏈的轉換，一個是資本市場的移動，最後一個也是最重要的關鍵因素，就是地緣政治，進入2024年更加劇了這三個變化。

　　2005年，Thomas Friedman暢銷書《世界是平的》出版，香港人將供應鏈管理玩得出神入化，但從美國前總統特朗普在2018年祭出貿易戰後，拜登總統任命的財政部長耶倫不斷強調「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也就是供應鏈要放在友善的國家，這是催生供應鏈移動的巨大轉機。

　　當時也許大家半信半疑，香港過去數十年前店後廠，買辦角色，憑著背靠祖國廉價的勞動力，不少在珠三角開設工廠的廠佬，靠著歐美訂單奶水養大，令大家以為世界工廠地位不可搖撼，但是該現象在2023年出現了巨大變化。

　　從2009年起，一直是美國最大進口國的中國，在2023年排名順位退到第三，超越中國的是墨西哥與加拿大。

　　過去中國產品輸出到美國的佔比最高達21.3%，去年中降到13.3%，墨西哥則以15%成為美國最大進口國。東盟各國加上日本、台灣正逐漸取代過去中國扮演世界工廠的角色，可見供應鏈移轉效應仍在持續。

　　在關稅層面，由於香港實施聯繫匯率，法律體系與內地不同，政府本身高度自治，因此在WTO（世貿組織）的架構下，香港是一個與中國不同的關稅領域。

　　事實上，各國對中國的關稅安排與香港是有差別對待的，因此香港作為中國的轉口貿易港，就是在不同的關稅架構下，能夠透過香港轉口物流與金流。尤其當中國本身難以取得一些國際貨品時，往往可以透過香港的轉口，為中國拿到一些現有貿易限制下所無法取得的服務與貨品。

　　現在的狀況是，美國人已經完全不在乎這方面的順差了，而美國在對中貿易方面的逆差，正朝向轉移供應鏈的方向在努力。美中之間在經濟、貿易、文化的脫鉤，美國是非常認真在執行的。

　　資本市場的現金流也出現巨大變化，最早出來說話的不是巴菲特，而是BlackRock集團的CEO Larry Fink，他指出資金正急速離開中國，轉入日本、新加坡。日經指數亦於2024年三月份創下40,000點歷史新高，日股持續暢旺其實已經持續了一段很長的時間。龐大的資金正源源不絕流入日本，為股市樓市帶來從來未見過的活水。

　　全球投資者對資金配置重新調整一直在持續。印度和日本也正在成為替代中國的投資對象。

　　巴菲特在2020年5月大力加碼日本五大商社，這五間巨型綜合集團已為他進帳超過90億美元，他至今仍然一股不賣，持股增加到9%以上。過去失落30年，市值不斷被邊緣化的日本企業，豐田的市值也超越騰訊，這都呈現未來親美和非親美的不同戰略佈局。

　　美國企業的合計總市值正在接近全球整體的5成。對美國股票的集中度創出了約30年來的最高水平。在美中科技企業因景氣度的差異和生成式AI開發競爭而產生分化的情況下，資金從中國流向了美國。

　　這一輪不管是供應鏈，資本市場資金移動，親美或者非親美的地緣政治陣營正在出現極端變化，美國對全球發起的企業市值戰，提升企業資本的競爭力，直接擴大美元資本的霸權，目前全球五百強最有價值的企業當中，美國擁有236家，而中國的企業銳減剩下35家，印度的企業上升至22家，而從貿易順差來看，中國在2022年對美國的貿易順差高達4,041億美元；到了2023年，則驟降到2,794億美元，這一降減少了1,247億美元。

　　對美出口受阻，工廠產能過剩，必定帶來嚴重失業壓力，進而影響內需消費，30年靠炒炒賣賣的香港人，在八九十年代確實風光了數十載，但地緣政治戳破過去賴以推動經濟成長的房地產，壓力正隱然成形。

　　隨著科技的進展，香港嘴巴上的創新，虛幻的獨角獸何時可以變真呢？到美國上市敲鐘的機會也沒有，早期投資者如何變現呢？

　　人們常說，創業難，守業更難，人生如夢，富貴得失無常，歷盡人生窮通榮辱，醒來才知道是夢一場。

　　人生充滿未知、猶豫不決、害怕拒絕、自我設限、逃避現實、總找藉口，是成年人最大的清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