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事政情

　　港澳辦及中聯辦在深圳開了個座談會，發布了中央政府對港局勢的看法及目前所採用的政策。簡而言之，是希望香港早日恢復秩序，對暴徒嚴懲不貸，但這主要靠香港政府、警察及市民去做，若有需要，包括出動解放軍的各種選項都可以用，但現在未到這地步。換言之，《基本法》18條可引入全國性法律及14條可出動解放軍等方案，暫時仍懸而未用。

　　這能否解決到問題？警方近日受到中央鼓勵，比前振奮，但警力是否足夠仍是一問題。更大的考驗其實是香港的司法制度，檢控時間若是因人手不足而拖得遙遙無期，或是某些法官尚未明白香港需要嚇阻性刑罰，因而輕判或甚至放生一些暴徒，那麼光是靠香港內部力量，就算仍足以解決困難，但時間會拖長，這是否最明智的做法？

社會內傷愈來愈嚴重

　　主要靠內部力量有好處亦有缺點，這是典型的成本效益問題，屬經濟學的範疇。不動用18條或14條的好處，主要是減低外間勢力以此為藉口，說三道四。雖然我不認為這有甚麼值得介懷，但若不需動用總也會少些風險。

　　沒有中央干預的壞處是甚麼？正如上文所說，這會推後解決問題的時間。我們是否太心急？不能等待？這是與心急無關，而是時間拖得愈長，香港社會愈會撕裂，內傷愈是嚴重，可能使香港的元氣幾十年也恢復不了。

　　為何會更撕裂？在一個正常的社會，中間派人數通常最多。在統計學上，這種政見的分布屬單峰的，但若兩邊相反意見的人數更多，中間人少，便是雙峰分布了。若香港的亂局繼續，中間派便更難存在，黃營與藍營人數都會各自大增。

　　黃營（或黑衣人）為何會吸納到更多的人？我是群眾運動的過來人，明白群眾的心理。一些本來是中間的人若參加過一、兩次示威遊行，尤其是直接參與過情緒激昂的暴力活動，他們有頗大的機率會繼續「黃」下去，而且變本加厲，有如吃藥上了癮般，研究社會心理學或神經學家應該都懂得這是怎麼一回事。就算本來是不喜歡暴力的和平示威者，一樣可以變得自欺欺人，想盡各種藉口去原宥或庇護暴力分子，對他們的破壞卻視而不見。此種思覺失調式的行為，可能是他們不願意接受自己一開始站錯了位，所以心理上要死撐下去。不論其原因為何，只要暴力活動持續，除非他們當中出現重大醜聞或很多人開始害怕被捕，否則他們可以招募到更多的兵，黃營人數會增加。

　　不過，藍營人數一樣會上升。港人素來不喜歡暴力，也不接受別人侵犯他們自由，但黑衣人的暴力行徑及破壞活動卻不斷在我們眼前出現，他們干擾交通工具的運作，剝奪別人上班的自由，還自稱是替港人爭取自由（但港人並無委託他們這樣做），我所相識的朋友一大片的變得十分憤怒，這些人當中，不少對政治本無興趣，現在則觀點愈來愈鮮明，從中間轉到傾向藍營觀點，希望政府或解放軍早點平亂。我估計黃營的幕後推手，也早已感到此種對他們不利的變化，所以已開始減少對持不同意見者的攻擊，改為拉攏他們。此種爭奪人心的宣傳戰還會繼續，但我相信作用有限。

中央出手時間難衡量

　　兩方的人數都增加，對香港社會並非好現象，撕裂的社會會把很多朋友弄得反目成仇，連家人也會鬧翻。在此形勢下，民主選舉制度一樣無法運作良好，社會也不會和諧。由此可見，中央愈遲出手，雖也有好處，但香港社會受到的損害也會愈大。這好比癌症一期時，醫生為要否用重藥費煞思量，但若病症控制不了，到了第四期，便不出重手不行了。對香港問題，最佳的出手時間不易衡量。

　　有些人也許另有一考慮，香港對中國的重要性早已劇減，香港的亂局亦可被視為開放自由社會的反面教材，為何不讓香港的暴亂分子再表演一下，強化這反面教材對內地人民的影響？這說法不無道理，但卻不是從港人利益出發。

　　過去兩個多月，在特拉維夫和耶路撒冷等以色列城市，持續出現大規模集會示威和抗議活動，其中一個周末曾有多達50萬民眾上街。他們手舉標語牌，揮動以色列國旗，反對政府提出的修改司法制度的決定。這件事涉及以色列能否保持司法獨立，即西方民主理念所強調的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再加上以色列的地理位置和政治地位獨一無二，導致西方國家一些人對以色列走向「集權化」發出警告。在阿拉伯世界，人們擔心解決被佔領土上巴勒斯坦人身份與自治問題的「兩國制方案」（two-state solution）可能會成為泡影，令巴勒斯坦人永遠無法建立自己的國家。

（AP圖片）

政客醜聞纏身，強推「司法改革」

　　由利庫德黨主席內塔尼亞胡出任總理的以色列「極右翼聯合政府」去年年底上台，隨即推行所謂的「司法改革」，其主要目標有兩個：一是改變現有以色列最高法院法官的任命程序，令政府領導人有更大權力影響甚至決定法官的人選。現在的法官是由律師等司法專業人士推選的，「改革」後則會由一個委員會來挑選，而政府委任的人士將在這個委員會中佔多數。二是為以色列議會(Knesset)擴權，令其可以經投票表決推翻最高法院的裁決，而且只需簡單多數贊成票即可。這等於變相剝奪了最高法院制約政府和議會的權力，令「三權分立」的西式民主體制名存實亡。以色列政府提出這些改革的理由是，民選的議員權利應大過非民選的法官。

　　與世界上大多數國家不同，以色列沒有成文的憲法，而僅有《議會法》、《政府法》、《人的尊嚴與自由法》等12部基本法。以色列不使用陪審團制度，所有關於事實和法律的問題都由法官確定，並堅持無罪推定原則。這使得最高法院享有特殊地位和影響力。改變這一結構意味著以色列公民可能無法得到法律的充分保護，民告官也難有成功的機會，因為在議會中擁有多數席位的黨派組成政府，假如最高法院的裁決對政府不利，執政黨議員可以在議會內用簡單多數票推翻最高法院的裁決。這意味執政黨領導人不僅可以獲得議會的授權，而且還能不受司法機構制約，實施集權統治。

　　內塔尼亞胡去年上台之前已經因貪腐問題受到司法部門起訴。有輿論認為，他現在全力推動「司法改革」，是想通過修改法官任命程序，挑選「自己人」出任法官，從而保證他下台後不會再被繼續審判，避免像韓國總統那樣一下台即被送入監獄。

西方擔憂集權，巴人建國無望

　　為了阻止「司法改革」，以色列民眾在上街示威的同時還展開了各種抗議行動，其中被媒體廣泛報道的包括以色列空軍飛行員拒絕參加飛行訓練，這是一貫在政治上相對中立的以色列軍人首次採取同類行動，顯示出反對「司法改革」在不同行業不同階層有廣泛的民意基礎。

　　歐美政府和輿論也對內塔尼亞胡政府的集權趨勢高度警惕，美國總統拜登前天（19日）在與內塔尼亞胡通電話時強調，「真正的三權分立相互制衡可以強化民主社會，而根本性的改變則應該在最廣泛的民意支持下進行」。美國民間人士的批評就更加直接，尤其是一貫支持以色列的美國猶太人，如紐約前市長、傳媒大亨彭博和寫過《世界是平的》等多本暢銷書的著名作家弗里德曼。彭博本月在《紐約時報》撰文，批評內塔尼亞胡政府在為以色列製造災難，因為商界和投資界人士已開始從以色列撤出，擔心未來的營商環境變壞，一旦缺少司法保護，他們就難以對抗腐敗勢力和政府的過分行為。弗里德曼在其《紐約時報》專欄連發兩篇文章，呼籲美國猶太人站出來發聲，因為內塔尼亞胡正在毀掉以色列，而且這將會導致美國猶太人社群出現分裂。

　　西方關注的主要是以色列的民主體制，對於生活在被佔領土上的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的阿拉伯鄰國來說，這種集權趨勢最終可能會讓巴勒斯坦人建立獨立國家的希望完全落空，這是他們最為擔心的。過去幾十年中，歷屆美國政府都支持「兩國制方案」，也就是在約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帶阿拉伯被佔領土上建立一個巴勒斯坦國，與現有的以色列國和平共處，但這一夢想正變得愈來愈難實現。

　　內塔尼亞胡能上台執政主要是得到了極右翼政黨和宗教保守派的支持，這部分右翼人士主張無限度地擴大猶太人定居點，憑藉以色列的軍事力量永久佔領約旦河西岸愈來愈多的領土。如果這個執政聯盟靠「司法改革」擺脫了原有的制約，只會進一步侵吞巴勒斯坦人的土地，令巴勒斯坦人實際控制區不斷萎縮，最終沒地方建國。

外界影響無效，集權趨勢難轉

　　雖然拜登在電話中施壓，但內塔尼亞胡似乎無動於衷。在通話後第二天，以色列政府僅宣布對法官任命程序的改革方案做一點點微調，就算是給美國一點面子。內塔尼亞胡知道，以色列是美國在中東地區最重要的夥伴，打擊以色列政府只會令美國利益受損，因此美國的反對不會落實到行動上。看來內塔尼亞胡的目標遲早會實現，以色列會更趨向集權，全球逆民主化勢力則會進一步壯大。這說明了甚麼，又預示著甚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