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事政情

　　近日最震撼的國際新聞視頻之一，莫過於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與塔利班代表人員合影。之所以說震撼，是因為這似乎超越了一般國人所能理解和承受的程度。中國是一個非常注重自身價值理念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塔利班的國際形象則是一個政教合一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組織。兩者怎麼看都是八竿子打不上，一如雙方合影人員在衣著氣質上的格格不入，以至於有包括內地網民在內的一些網評認為，中國與恐怖主義和極端主義的塔利班交好，不會有甚麼好前途。筆者倒認為，這才是考驗中國外交與政治智慧是否成熟的最佳考題。

（中國外交部官網圖片）

　　首先，相近意識形態和價值理念的國家並不保障一定較好，歷史經驗告訴我們，這反而更加不利釐清彼此的利益糾葛和價值關係，反而造成更多的衝突。中國與前蘇聯難道不是意識形態相近的國家？還有中國與越南，中國與朝鮮，這些都曾經是「同志加兄弟」甚至有著「血盟」關係的鄰國，結果不一一鬧翻？乃至大打出手。中朝關係未至於武裝衝突，但也因為朝鮮領導層內有「延安派」的存在，以及如何處理與蘇聯東歐集團的關係，而變得非常緊張。相近意識形態不僅不能保障彼此外交關係變得更為相互體諒，反而因為理念相近，使得彼此對雙方關係存在不切實際的期望:較強者希望成為較弱者的「老大哥」，較弱者卻利用「老大哥」的政治虛榮心，把「老大哥」的利益輸送和支援最大化，以至於「老大哥」有不堪負擔之憂。同時，較弱者並不甘心永遠成為小弟弟，領導層更害怕因為長期接受「老大哥」的援助而削弱了自己統治的合法性和偉大形象，因而輕則淡化與較強者的同盟關係，重則恩將仇報，反過來製造與較強者的邊境摩擦。一言蔽之，相近的意識形態反而成為掩蓋真正國家利益的障眼法，對彼此雙方都有害處。

　　其次，與意識形態完全為敵、或者至少毫無價值相似性的國家交往，反而可以做到不是親兄弟、更能明算帳，清清楚楚交易、明明白白交往。當美國尼克遜總統訪華之時，毛澤東說自己喜歡與共和黨交往，就是因為當時的共和黨比民主黨更務實，不扯不必要的意識形態問題。另外在1949年，當中國人民解放軍已經掌握了國共內戰的全局之後，英國政府迅速研判到底應該如何在南京政府和新中國政府之間作出取捨。經過一番糾結之後，在1949年10月27日，英國內閣批准了外交大臣的備忘錄，其中有一條內容:「在中共牢固控制了大片國土，以及國民黨前景黯淡的情況下，（英國）承認中共政權為合法政府，是符合國際法原則的。」(官方檔案號:CAB128/16/62(49))可見，一個成熟的國家和領導人，是完全懂得應該如何同與自己格格不入的國家執政集團相處。

　　最後，塔利班這個令人望而生畏的極端組織，卻與本拉登的阿爾蓋達組織並不完全一樣。阿爾蓋達是一個國際性的極端組織，成員的種族成分並不重要，關鍵是要服膺於他們所主張的伊斯蘭教義。但塔利班則幾乎是百分之百的普什圖人組織，並不是開放給別的部族加入的。儘管普什圖人佔阿富汗整體人口的四成左右，不具備壓倒性，但卻掌握了大部分的國土。儘管阿富汗現有政府和不是普什圖人的北方聯盟並不買塔利班的帳，但如果完全拒絕與其接觸，則等於放棄對其保持必要的認知和了解，等於放棄通過建立關係而有效管控彼此必然存在的分歧。中國當然不會大規模進入阿富汗和干預其內政，何必重蹈進入帝國墳場者的覆轍。但不干預，不等於完全不接觸。更何況南邊的印度，西邊的土耳其，已經相繼進入阿富汗，不僅僅是資金的進入，更有軍事人員的進入。同時塔利班又分裂出一個巴基斯坦塔利班，頻繁在巴基斯坦這個中國鐵桿盟國的邊境有所行動。因此，與塔利班接觸交往，和完全拒絕接觸交往，兩者相比較，孰利孰弊，一目了然。

　　從乾隆24年（公元1759年）開始，中國便因新疆叛亂問題而不斷與阿富汗境內各邦發生互動，有戰有和，其中位於瓦罕走廊咽喉之地的巴達克山邦國更是與清朝最為密切，是為宗藩關係，同時也是南面英屬印度和北面沙皇俄國覬覦之地。時間到了鴉片戰爭前夕的道光年間，即便是清軍再度擊敗了受中亞支持的新疆叛亂勢力，即便是清軍已經控制了巴達克山大部分，據說皇帝一句此地「非中國古有」，便永久撤出了中亞。此去彼來，最終也由英國和沙俄勢力滲入中亞，乃至滲入新疆。唇亡齒寒、內外屏藩之勢，古今未變！

　　美軍終於完全撤出了阿富汗，標誌著美國20年的阿富汗國家重建工程的徹底失敗。論及這個重建工程失敗的原因，太多的評論只是從政治定性的角度說事:一言蔽之，就是美國入侵阿富汗行動的非正義性，決定了這種外來強逼的國家重建工程必然失敗。這種觀點聽上去似乎很合理，甚至很解氣，尤其對於厭惡美國霸權主義的人來說。但這既沒有邏輯的必然性，也不符合歷史先例。二戰之後，美國同時針對西德和日本，進行了規模宏大、巨額資金投入的國家重建工程，顯然獲得非常大的成功，這兩個國家基本上按照美國的政治價值倫理和戰略利益給完全改造了。當然，爭辯者可以說，畢竟德國和日本在戰前的現代化程度遠遠超過阿富汗，這兩類國家不具可比性。但是，二戰對德國日本的毀滅程度，可是遠遠超過美國入侵阿富汗的破壞程度。同時，德日兩國在戰前的民主化程度是非常之低，這兩國社會的民主土壤不比阿富汗好很多。或許入侵戰爭的非正義性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阿富汗人對美國重建工程的支持度，但不能說完全因為這個政治定性而造成了國家重建工程的必然失敗，何況重建工程最大的敵人--塔利班，也不見得可以得到阿富汗各族人民普遍的支持。

　　另外，很多評論作出類比，把美軍撤出喀布爾比作當年撤出西貢，兩者同樣狼狽不堪。但筆者對這種比擬不以為然，美國無法在越南戰爭取勝，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越南背後有中國和蘇聯強大支援，但阿富汗背後有甚麼?甚麼也沒有!就算勉強說有，頂多就是不知數量有幾多的一些伊斯蘭宗教勢力的捐款，加上阿富汗內部並沒有存在一個緊密團結的所謂「反抗美國侵略阿富汗各民族各派系統一戰線」。換言之，這次美國入侵加國家重建工程的對象，是一個這樣的阿富汗:既沒有足夠外援、又一盤散沙的各民族各派系、再加並不得人心的塔利班!因此，這次美軍撤出阿富汗，比當年撤出越南要更加不堪。

(AFP)

　
　　毫不誇張地講，這個重建工程的失敗，也標誌著美國模式的失敗，標誌著美國模式在海外推廣的失敗，標誌著美國威爾遜主義式「輸出民主革命」理念的挫敗。預測了這一波西方文明與伊斯蘭文明衝突的杭廷頓教授(Samael Huntington)，曾經呼籲美國與其在海外徒勞無功地推廣美國模式，不如在國內守護好美國自身價值和利益。其實，這種反躬自省和轉攻為守的國家戰略變化，美國是做不到的，至少不可能長期如此。儘管美國社會也有很強的孤立主義傳統，但有更強的「天命觀Manifest Destiny」傳統(當然今天這個詞有一定貶義，但仍舊是國家行為背後的指導因素)，所以美國自立國以來，才矢志不渝地「東征西討」、「南征北伐」，不光為了利益而用兵，更為了如同傳教士般推廣其價值理念而對外用兵和改造外國。對外輸出民主的失敗，會反過來證明美國模式的失敗﹔會反過來向它的西方盟友證明其失敗，一如捷克總統聲稱撤出阿富汗會讓人質疑北約還有沒有必要存在﹔會讓今天已經左右撕裂嚴重的美國社會加速撕裂，特別是民主黨素來比共和黨更糾結於意識形態問題，民主黨政府的撤離比共和黨政府的撤離更難自圓其說。

　
　　故此，檢討美國重建阿富汗國家工程的失敗教訓，有必要從更為細緻和微觀的角度來探討。這當然不是為了美國利益來進行檢討，而是為了更深入了解美國模式盛衰變化之內在規律，從而無論是對自身治國，還是對參與阿富汗之後的重建，都有趨吉避凶的參考價值。正如在近現代戰爭史上，兩國交兵，可以讓第三國的駐兩國之武官來戰場觀摩，以了解戰爭實況，總結經驗規律。例如在1904-05年日俄戰爭，西方列強的外交武官都近距離觀摩了戰爭進程，日俄兩軍優缺點，可謂盡收眼底。今天美國當然不會完全公布它對阿富汗重建工程的檢討報告，2008年在美國國會決議下成立的「阿富汗重建項目特別審計長辦公室SIGAR」，雖然每個季度都提供審計報告，但基本只對國會匯報，並沒有向大眾公開。直到近日在內外壓力之下，才不得不向大眾公布了一份名為《我們需要學到甚麼:20年阿富汗重建的教訓What we need to learn:lessons from twenty years of Afghanistan reconstruction》報告，比較全面地檢討了重建工程的缺失，特別是重建工程中深入骨髓的腐敗現象，這相當於日俄兩軍向全世界(在相當程度上)公布了日俄戰爭總結報告了，值得有關方面深入研究。

　　法國先賢孟德斯鳩在其小書《羅馬盛衰原因論》中提到了一個隱喻:「(羅馬)腐敗的不是酒本身，而是酒器。」歷史之莊嚴和令人敬畏，不在於其明示之警醒，而在於其讖語般的預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