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事政情

　　近日，有海內外媒體報道，原來在2024年，全球將會有超過60個國家與地區進行大選！之前我自己曾很粗略地估算，大約有九個國家與地區，現在看來差太遠了。當然，我估算的主要還是以大國和發達國家地區為主。之前與朋友談起，還稱之為政治上非常罕見的「九星連珠」現象，現在居然是「六十星連珠」！下次再出現，要等到2048年之後（我對這個說法有保留，因為難以預測這60個國家與地區在未來會否發生選舉制度上的變化）。

　　選舉尤其大選，往往意味著不得不搞些短期行為，也就是在短期之內能夠見效的政策措施。60場大選引發的集體短期行為，將意味著甚麼？將匯聚成甚麼全球效應？再加上當前利息高漲、能源與糧食拉動通脹高企、高新科技對經濟社會衝擊巨大、地緣危機舊的未解新的高危、民粹政治泛起等影響下，世界的不確定性幾乎是冷戰結束以來最厲害。

今年全球將有超過60個國家與地區進行大選，其中美國會在11月選出新總統。(iStock)

　　各國能有甚麼短期行為可以做到？再說句得罪話，宏觀經濟學的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幾道板斧，在2008年金融海嘯之後，對今天的政府刺激經濟政策手段能帶來更多的理論啟發和實操指引嗎？英女王當年訪問LSE，對金融海嘯的世紀之問（How did no one foresee it?）言猶在耳。

　　今天的金融投資行為和實體經濟營運，在人工智能大數據等高新科技的強力加持之下，投資與營運的效率與精準度固然是以幾何級數地提高，但背後的風險卻難以預料。應該這麼說，以前構成風險的根本基礎，在於人的理性計算能力不可避免之局限性（這裏先不糾結經濟學上所謂的「非理性繁榮」理論）。現在這種「有限理性的局限性」，已經被具備自我深度學習的人工智能所糾正，就算不是馬上做到算無遺策，但肯定以非常快的速度無限奔向算無遺策的境界，宛如數學的「無窮大/無窮小」概念。凱恩斯對投資預測的金句是「要預測別人的預測」，但現在已經變成不存在「別人」這個「人」了，一切都是或者趨向非人格化、自動化感知、計算分析和瞬時決策。整個構成經濟風險基礎中人的因素，或者說人的心理/心智因素，都已經或將會被抹去，那麼在這個自動化智能化的時代，所謂的經濟風險到底是來自甚麼呢？

　　我不是研究經濟學的，甚至個人投資也是不值一提，不知道有沒有新的經濟學研究去分析這個智能化時代的各種經濟行為與現象？有沒有當年兩位數理經濟學大師Von Neumann和Oskar Morgenstern聯手提出博弈論經濟學那種「範式轉移」，來開闊我們對智能化經濟行為與現象的理解？Thomas Piketty的《二十一世紀資本論》與林毅夫的《新結構經濟學》都嘗試突破舊有經濟學在解釋今天貧富差距拉大現象和政府引導經濟發展等方面的嚴重解釋力不足之局限，他們的理論創新頗有一番範式轉移和開山立論的新氣象。但對於智能化時代下的經濟學，還是不足，姑且稱之為智能經濟學和金融學。

　　那麼，在理論資源不足的情況下，各國又如何對管理本國經濟金融活動進行實操政策手段的設計呢？當然，近現代政治經濟發展史告訴我們，大部分情況下各國都是先有實際操作（包括企業家們的投資冒險和政府的政策手段），後有理論總結。但成熟發展的理論終究會變成後來投資者們的價值觀念，以及後來政府管理經濟的「金科玉律」。儘管有冒險精神和獨立思考能力的投資者並不會受困於甚麼理論（但別忘了只有百分之十的創業者最終成功），儘管不同學理派系的「金科玉律」可能南轅北轍（例如政府干預和自由市場），但塑造投資者和政府管理人員對經濟與投資現象的「觀念看法mentality/mindset」，也就大致在這套成熟理論框架之內，一如中國古人所言的「如珠走盤」。

 進入智能時代，靠傳統經濟學恐怕難以應對新危機。(iStock)

　　還是那句話，在理論資源不足的情況下，各國經濟管理部門如何管理這個智能時代經濟？同時再加上文章開首提及的地緣政治經濟學危機因素。今年上半年，美國聯儲局和其他相關機構在處理兩個地方銀行危機上，據說算是比較成功的，起碼沒有讓銀行的擠提危機全面爆發和蔓延。憑著負責處理危機管理人員的前線經驗、職業直覺等，或許可以處理若干危機，也可以規劃若干經濟發展項目，但處理全局恐怕力有不逮，即使是搞些短期行為，恐怕也不容易，最後可能「炒冷飯」：用舊的政策手段，從所謂的寬鬆貨幣政策，到近日有某國採取近乎「震盪療法」，簡直如同Mummy Returns！

　　用二戰時代的戰略戰術，應對在今天智能化武器系統下的戰爭，會有甚麼效果？2020年亞美尼亞與阿塞拜疆的第二次局部戰爭，就是如此格局：前者軍隊是傳統的，後者是智能化的。最後專家們總結，當亞美尼亞官兵被阿塞拜疆智能化部隊發現、鎖定和打擊目標，全程只需七秒鐘，7 seconds to die，成為此戰最後總結。

　　忽然想起劉慈欣的經典科幻小說《三體》之第二部《黑暗森林》中有這麼一段：當人類社會研究對付外星入侵者「智子」的「空間高能物理研究項目」失敗之後，負責的軍官章北海無奈地說：「智子勝利了。」負責的科學家丁儀博士說：「是啊，現在，人類手裏就這麼點理論儲備了：古典物理學、量子力學，加上還在娘胎中的『弦論』，在應用上能走多遠？聽天由命吧。」

　　當60個國家那源於傳統經濟智慧的短期刺激經濟政策疊加起來，將匯聚成為一個甚麼樣的全球經濟後果呢？

　　近日新聞報道指，以色列軍事情報局（俗稱「阿曼(Aman)」）的局長辭職，這是第一個要為去年10月7日被哈馬斯偷襲而要負起政治責任的情報官員。很多時候，人們總是用007占士邦(James Bond)的思維套路來看待情報的搜集和分析工作，彷彿間諜特工總是「千山我獨行」式的「孤膽英雄」；間諜機構的首長，也就是間諜頭子，更是如同魔王一樣自帶神秘光環的人物，凜然而不可侵。

 以色列軍事情報局局長哈利瓦，因未能預防去年10月哈馬斯發動的大規模襲擊，宣布引咎辭職。(AP)

　　其實，間諜機構，或者說情報單位，一如其他政府公務工作，首先是一個龐大政府架構轄下的一個部門機關；所謂間諜頭子情報機關首長，也首先必然是整個龐大政府官僚體系下的一個官僚；所謂間諜特工，以及負責與這個間諜特工做發展、領導和後勤協調工作的聯繫人員（通常稱為case handler），更是情報單位這個官僚組織下的一顆顆螺絲釘，與前線公務員和中層官員在本質上並無不同。因此，整個政府架構內各個部門之間、部門主管之間和部門上下級之間，必然存在著各種各樣的官僚行為，正如在電影《笑傲江湖之東方不敗》中，任我行所說：「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官僚部門的各種決策和行動，不純粹是對政策作理性分析之後對決定，肯定摻雜著各種部門利益、主管和上下級人員各自利益的考量，會有互相推諉、扯皮，乃至權力鬥爭。用一個香港人熟悉的詞彙來表達，就是「辦公室政治」。

　　本文聊舉幾個例子。

　　第一種官僚行為是互相卸責，尤其是當一項特工行動失敗，或者出現意料之外的危機事件之後。在上世紀90年代擔任以色列情報局（簡稱「摩薩德(Mossad)」）局長的Danny Yatom，他的個人回憶錄《權力的迷宮(The Labyrinth of Power)》講述了非常豐富的情報單位運作細節。很多讀者抱怨，這部回憶錄太沉悶了，缺乏人們期望的那種「斗篷加匕首(cloak and dagger)」式的間諜驚險行動，總覺得作者在喋喋不休。其實，如果從公共行政管理學的角度來看這部書，顯然就精彩得多了！作者恰恰揭示了許多不為外人所知的官僚行為，不同情報部門和高層決策部門（總理辦公室）之間的矛盾、相互推卸責任等行為。

 摩薩德前局長Danny Yatom的回憶錄《權力的迷宮》，披露了很多情報單位運作細節。（網上圖片）

　　1997年8月，為了報復哈馬斯在7月針對以色列的自殺式攻擊，摩薩德決定刺殺一個哈馬斯高級官員。但具體要刺殺誰呢？以色列總理、國防部長和三個情報單位首長拿不定主意。最後大部分人鎖定了一個名叫馬沙勒(Mashal)的哈馬斯高級官員，但摩薩德局長Yatom反對這個目標，認為這個目標難以引起轟動效應。好了，辦公室政治來了。有天，Yatom忽然接到來自總理辦公室的電話，通知他上級已經決定了刺殺目標就是這個馬沙勒。Yatom追問，是總理決定的？總理辦公室的人告訴他，是總理與國防部長和辛貝特(Shinbet)（對內情報單位，相當於美國聯邦調查局或者英國軍情五處）的局長開會決定的。Yatom震驚極了，因為最終負責組織和實施刺殺行動的，肯定是摩薩德，但他作為摩薩德局長，居然在最後決策過程中被排除了！所謂官大一級壓死人，他惟有執行。

　　但問題是馬沙勒人在約旦，約旦國王與以色列關係非常友好，在友好國家內刺殺人，搞不好會惡化兩國關係。這個風險是不是值得冒？這不是Yatom自己能決定的，因為涉及外交。好了，請看原著下文：「討論期間，我向情報部門主管委員會（瓦拉西）彙報了行動籌備情況，辛貝特局長和軍事情報總局（隸屬國防部）局長也在這個委員會。關於行動目標和地點（約旦境內），與會者都沒有說甚麼，當然也沒有人提出反對意見。自然，這也沒有阻止他們在幾天後宣稱他們不知道這個計劃的存在。」

以色列在約旦進行的刺殺行動以失敗告終，並引發出嚴重外交風波。(Shutterstock)

　　最後，刺殺行動不僅徹底失敗，而且有兩名特工被約旦警方逮捕，更因為馬沙勒持有加拿大護照，引起了加拿大和美國強烈不滿，變成一場外交風波，以色列陷入非常被動和尷尬的局面。這自然需要有人問責，結果，總理、國防部長、辛貝特和軍事情報總局都不承認自己參與過刺殺決策和統籌工作，彼此很有默契地把黑鍋推到摩薩德局長Yatom身上，並以獨立調查委員會結論的名義，把這個黑鍋責任定性在Yatom身上，他徹底「食死貓」。

　　第二種官僚行為是弄虛作假，前線情報人員用虛構情報來上報，以騙取情報行動的經費。「放流料」來騙經費的手法，驟耳聽起來似乎匪夷所思，但其實在世界情報史上並不罕見，只不過正史記載相對比較少，但小說常見，例如Graham Greene的《我們在哈瓦那的人》、John Le Carre的《巴拿馬的裁縫》，甚至著名作家毛姆的《間諜阿興登》，都提到前線特工如何用假情報「老點」上級部門。別以為這只是小說，三位小說作家都曾經擔任過英國情報單位的特工！在近現代，尤其是英國，記者、作家和間諜往往是身份重疊的！

即使在情報機構，也會有辦公室政治及利益考量。(Shutterstock)

　　至於真實的例子，同樣來自上述的《權力的迷宮》一書。有天，摩薩德的一個部門主管A君向Yatom匯報，覺得局內一名負責與安插在敘利亞軍方內部的間諜的聯繫人Yehuda Gil可能有問題。所謂有問題，是指這個聯繫人上呈的情報報告內容與事實不符，A君懷疑這個間諜可能欺騙了這個聯繫人。於是，局內找聯繫人Gil問話。Gil一直堅稱，這個潛伏在敘利亞的間諜，是他從敘利亞軍方發展出來的間諜，堅決拒絕與聯繫人Gil以外的以色列人聯繫。間諜、Gil和摩薩德之間就成了單線聯繫，連摩薩德也無法了解這個所謂的敘利亞軍方間諜的效用。最要命的是，負責操作這條線的摩薩德其實很早就覺得有問題，但Gil提供的軍事情報卻讓以色列國防部和軍方非常滿意，認為這是難得的軍事情報金礦，這使摩薩德不得不顧及國防部和軍方的意見。後來，Yatom還是開啟了調查聯繫人Gil的行動，Gil當然矢口否認有問題，還堅稱他手下的敘利亞軍方間諜非常有價值，所以不宜暴露細節。

　　無奈，只好讓摩薩德以外的情報部門來調查，這就是上面提到的辛貝特。辛貝特的反間諜警察審訊Gil不到兩個小時，Gil便和盤托出，直接供認。原來Gil從來沒有成功把那個敘利亞軍方高層發展為以色列間諜，原來一切都是Gil虛構出來的，而且竟然虛構了23年！居然把以色列軍方給騙了23年！Gil在這23年以來，充分享受著情報單位給予的行動經費和跨國旅遊特權！

　　間諜也是打份工，一切源於辦公室政治而可能發生的古怪行徑，間諜和情報單位一樣會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