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事政情

　　復活節長假期前，香港特別行政區終於達成其歷史任務，《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草案》於3月19日在立法會順利三讀，並全票通過；《維護國家安全條例》隨即在23日刊憲，正式成為香港的法例。至此，香港成功為《基本法》第23條自行立法，落實了全國人大「5.28決定」及《香港國安法》所規定的憲制責任及義務，完善了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制和執行機制。加上過去數年，我們完善了選舉制度，順利進行了立法會選舉、行政長官選舉和區議會選舉，做到「愛國者治國」，全面提高治理水平。

以「零起點」思維應對三大趨勢

　　我認為，香港能走到這一天，殊不容易，要感謝中央政府過去一直以來對香港的關愛，屢屢出招，為香港掃平障礙，讓香港踏平崎嶇。今日，特別是復活節長假期後，象徵香港正踏在夏寶龍主任強調的「零起點」上，我們要由零開始，重新思考在目前複雜多變的大環境下，香港應如何建設經濟、社會、文化等方方面面，以全新面貌邁步向前，讓「一國兩制」的實施，進入新階段。

 《基本法》第23條成功立法，香港應以全新面貌邁步向前。（政府新聞網圖片）

　　特區政府在行政長官李家超帶領下，有心有力，日忙夜忙，一方面為《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廢寢忘食，另一方面為了提振經濟，辦盛事、搞藝術、日夜繽紛。我認為現在是時候，以「零起點」思維，思考一下香港正身處甚麼位置、面對甚麼挑戰，又應以甚麼策略來應對。而我認為，香港正面對三大趨勢(three mega trends)的挑戰。

融合大灣區衝擊香港經濟

　　第一個大趨勢是大灣區融合。特區政府經常強調香港要把握發展機遇，背靠大灣區的優勢，達致多贏，然而，通達大灣區的交通日益便利，港人北上頻繁，卻讓香港承受衝擊。

　　自去年2月初，香港與內地全面通關後，港人的生活及消費模式發生變化，北上消費成風，加上「港車北上」、電子支付等愈來愈普遍，這年來，港人除了北上飲啖茶食個包，還喜歡光顧倉儲式大型超市，北上配眼鏡、整牙等等，從飲食零售到專業服務，價廉物美性價比高，搶了香港不少生意。港人除了周末北上，長假期更甚，例如今個復活節假期，單是3月29日假期首日，便有70萬人次離境，當中52萬人次經陸路口岸北上，5日假期更累計有190萬人次北上，出入境口岸盛況空前，香港市面卻冷冷清清。

自從中港恢復通關，港人北上消費成風。(Shutterstock)

　　此消彼長，本地經濟承受這趨勢造成的衝擊，特別是冰室、茶餐廳等本地飲食業，不少老店、連鎖店都逃不過結業命運，近期頻頻傳出連鎖食肆結業的壞消息，結業潮甚至讓社交平台「執笠關注組」爆紅，叫人感慨。

生產要素未平衡流通

　　我十分認同行政會議成員任志剛先生的分析，香港是要與大灣區融合謀求發展，但若考慮「人」、「貨」、「資金」、「數據」等幾個生產要素(factors of production)，目前並非完全雙向自由流通。港人自由北上，但內地旅客並非自由南下；資金、數據亦未做到完全開放南下。生產要素流通不平衡，香港自然處於劣勢，未能完全運用大灣區的優勢，未能分享融合大灣區的紅利。

　　理論上來說，香港「咩都貴」，要抗衡大灣區的競爭，便要「大減價」，但是若要全面減成本減租金減人工來競爭，香港會很痛苦。因此，特區政府必須思考如何駕馭這局勢，例如怎樣運用大灣區的資源與香港互補，減低香港的成本；長遠而言要謀求生產要素的互相流通。

思考如何運用大灣區資源

　　舉例說，香港最缺的是土地，造地時間長、成本高，北部都會區或人工島也不能一蹴而就。那麼，我們能否與大灣區合作，更好地運用大灣區的土地資源？例如安老業，在香港買地或租地興建安老院舍都成本高昂，能否推動大灣區安老，讓香港長者在大灣區院舍居住？以目前交通配套那麼便利，屆時港人子女北上探親也很方便。

香港科技創新起步遲

　　第二個大趨勢是高新科技和人工智能的高速發展。過去香港並沒投放資源在科技創新，回歸前，港英政府沒興趣搞科技，沒投入資源做研究、開發，因此香港一直缺乏原創科技。回歸後，幾位行政長官算是正視科技發展，投入了不少資源，今屆政府更成立了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奈何香港起步已遲，必須急起直追。

發展人工智能已成為世界新趨勢，香港明顯落後於人。(iStock)

　　香港在應用科技方面有優勢，但原創科技未能產業化。當初我們的八達通卡領先大勢，卻沒乘勝追擊電子錢包、電子支付等發展，到內地後發先至，電子支付舉國盛行，甚至已有刷臉支付，我們仍是拿著一張八達通卡。此外，香港在數字化、人工智能等領域的發展均落後於人，特區政府幾乎每次推出新的電子系統都會發生網絡大塞車等各種「甩轆」，這大致是因為作為成熟的經濟體，香港某程度上習慣於舊模式，不容易成功突破。

有效運用人工智能提高生產紅利

　　人工智能的衝擊更大。作為西方創新科技的龍頭，矽谷近10年的發展也缺乏創新，直至人工智能一鳴驚人，例如運用大型語言模型(Large Language Model, LLM)訓練人工智能，ChatGPT的表現石破天驚。人工智能可使生產流程自動化，逐漸取代人類一些工種和職位，西方社會比香港更早面對這衝擊。以目前的大趨勢而言，人工智能創造的價值，在華爾街創造了財富，蘋果(Apple)、英偉達(NVIDIA)、微軟(Microsoft)、Meta等「科技七巨頭」領跑大市，但是一般人未享受得到。

　　我認為長遠而言，高新科技和人工智能的發展應為人類創造更美好的生活，雖然會令一些工種消失，但同時會衍生其他新工種、新職位，香港要與世界共同面對，培養及引入科技人才，有效運用人工智能，提高生產紅利(productivity gains)。

中美長期角力影響香港發展

　　第三個大趨勢是中美長期角力、地緣政治帶來的衝擊。

　　美國自命世界一哥，不容許別國有超越其領導地位之勢，對於中國改革開放後在各個領域特別是科技和經濟的驚人發展，美國至為忌憚，於是發展出「中國威脅論」，中國在美國心目中的「地位」，甚至超越俄羅斯，成為頭號競爭對手，甚至敵人。

美國將中國當作頭號敵人，處處打壓。(Shutterstock)

　　特朗普任美國總統時，揭開中美貿易戰的序幕，到拜登上場，直接推進至中美科技戰，美國透過關稅、禁止科技出口至中國等各種手段，與盟友一起圍堵中國，打壓華為等中國科技企業，香港經濟難免受到影響。

　　與此同時，美國持續打「香港牌」，透過香港打壓中國，長年對香港內部事務指手劃腳，甚至制裁中央及香港官員。例如美國剛於3月29日發表2024年《香港政策法》報告　(2024 Hong Kong Policy Act Report)，指摘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實施《香港國安法》和《維護國家安全條例》是打壓人權自由，違反《基本法》和《中英聯合聲明》，威脅美國的在港利益等等，完全扭曲香港實況。

中國沒因「見頂論」而見頂

　　待至中國經濟增長放緩，「中國崩潰論」、「中國見頂論」紛紛湧現。國家主席習近平在3月27日假北京人民大會堂會見美國工商界及戰略學術界代表時，明確指出，「中美關係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之一。中美兩國是合作還是對抗，事關兩國人民福祉和人類前途命運」，又說「中國經濟是健康、可持續的」、「過去沒有因為中國崩潰論而潰論，現在也不會因為中國見頂論而見頂」，大度又有底氣。

　　正如習主席指出，今年是中美建交45周年，「中美關係回不到過去，但能夠有一個更美好的未來」。事實上，去年習主席和拜登在美國三藩市會面的歷史性「習拜會」，達成了一些共識，習主席認為中美關係「應該穩下來、好起來」，香港自然受惠。

　　香港始終是中國最國際化的城市，是中國的窗口，在「一國兩制」下，香港擁有法治和制度優勢，必須站穩「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企位，在複雜的中美關係下靈活變通，縱使困難，仍要克服挑戰。

　　第七屆立法會已經運作了兩年半，平情而論，今屆議員引入了大量專業、科技及學術界菁英，論政質素大幅提升，審議法案時更加全程投入，確實為政府提供大量寶貴意見。然而，民間對今屆議會的工作似乎認識不多，對議員的印象亦模糊不清，明顯地對議會爭取社會信任及支持有不利的地方，近期更傳出下屆議會可能需要「大換血」。筆者無意為任何人辯護，只是想指出在新時代下，舊的運作模式已經不管用，立法會不應該繼續擁抱已經過時、港英留下來的議政制度，行政立法既然已經成為執政聯盟，政府應該大膽改革，給議會更大的權責，讓議會有更大的發展舞台，以爭取社會的信任。
　
　　市民對議會有距離感，筆者總結有多項原因。第一，新一屆政府用愛國者治港模式，議會不再以對抗的方式論政，改為議員「坐而論道」，簡單講，就是議會不再重演吵吵罵罵的鬧劇，對於喜歡「剝花生睇Show」的普羅大眾，自然再無吸引力。第二，新一屆議會由70個議席增加至90席，但議會時間並無大幅增加，每個議員發言時間、質詢及提議案的機會明顯減少，議員表現空間大大壓縮，議員通常只有5分鐘發表一篇演說，而且每次辯論有多達數十人輪流發言，有時的確給人「滾水淥腳」的感覺，個別議員發言難以吸引市民、媒體注意。第三，由於大幅增加專業背景的議員，議政的題材除了必不可少的民生問題，其餘增加不少經濟、專業及科技題材，這些題材無疑對香港很重要，但一般市民難免聽不明白，傳媒亦少有報道。第四，議會未能培養出新一代的政治明星，一個缺少明星的舞台，自然難以吸引觀眾垂青。據筆者觀察，新議員中不乏「有料到」的議員，當中有人雄辯滔滔、有人專精法案，更有網絡KOL，可惜少有能突圍而出，獲得全港性知名度，究其原因，與上述提及的議會環境有關。另外，新議員大多沒有加入政黨（鬆散的聯盟不算數），無政黨的培訓及背後支持，要突圍是難上加難。
 

立法會已出現質及量的變化，舊有制度應就新形勢作出改變。(Shutterstock)

　　筆者相信，議會既然已出現質及量的變化，舊有制度亦應就新形勢而作出改變，以增加議會的功能，為社會作出更多貢獻。首先，政府可考慮下放權力，讓議員參與更多法例的起草工作。目前法例起草完全由官員主導，通常先由官員提出有立法需要，然後公開收集議員及持份者意見，當收集好基本資料後，官員就會閉門以機密方式進行研究，並定出法例框架，以至所有細則，最後公開諮詢社會意見，但此時法例及政策基本已經拍板，細則可以傾，但大原則已經不能改變。

　　所以，政府制訂法例的方式，過去曾被指為「閉門造車」，法例有時亦難免出現離地的情況。今日行政立法已經是執政聯盟，政府應該依重議會了解民情的專長，在政府閉門研究階段引入新機制，成立專責小組，安排立法會相關事務委員會的成員參與，參加的議員只要簽訂保密協議，就可以全程或在有需要時參與法例的研究及討論，議員一般了解民情、熟悉行業情況，官員則掌握資源運用的原則、精通法規的要求，如果兩者的優點能結合，對政府施政有極大幫助。
　
　　另外，同時政府亦可以要求立法會事務委員會，為政策進行定量、定性研究，甚至安排議員落區了解民意風向，確保政策不會離地，這亦是議員應該做的事。筆者期望，有關建議可以提高議會「含金量」，同時又可以擴闊議員的工作層面，增加議員的貢獻，社會將更重視議員的工作及意見，同時又可以吸引更多菁英願意擔任議員工作。

在杜葉錫恩的年代，立法局申訴部是為小市民出頭的象徵。（網上圖片）

　
　　其次，應考慮擴大立法會申訴部的職權。社會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立法會有一個申訴部，過去在杜葉錫恩的年代，曾經是為小市民出頭、備受尊崇的象徵，但今日已經式微，市民寧願向電視台投訴節目求助。事實上，電視台節目成功之處，就是得到官方、公私營機構的重視，投訴往往得到認真處理。所以，要建立議會的威信，政府可以制定高層次架構，要求各部門快速回應議會的個案，申訴部由於不屬於政府部門，只要議員同意，毋須次次跟足程序，可以化繁為簡便利行事，爭取更快速、更有效地為市民排難解紛。申訴部得到政府大力支持，相信效果未必會比電視節目差。有前輩嘗言道：「幫到市民嘅，就係好議員」，筆者以為甚是，所以重振申訴部的威望，是值得立法會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