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事政情

　　過去兩個多月，在特拉維夫和耶路撒冷等以色列城市，持續出現大規模集會示威和抗議活動，其中一個周末曾有多達50萬民眾上街。他們手舉標語牌，揮動以色列國旗，反對政府提出的修改司法制度的決定。這件事涉及以色列能否保持司法獨立，即西方民主理念所強調的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再加上以色列的地理位置和政治地位獨一無二，導致西方國家一些人對以色列走向「集權化」發出警告。在阿拉伯世界，人們擔心解決被佔領土上巴勒斯坦人身份與自治問題的「兩國制方案」（two-state solution）可能會成為泡影，令巴勒斯坦人永遠無法建立自己的國家。

（AP圖片）

政客醜聞纏身，強推「司法改革」

　　由利庫德黨主席內塔尼亞胡出任總理的以色列「極右翼聯合政府」去年年底上台，隨即推行所謂的「司法改革」，其主要目標有兩個：一是改變現有以色列最高法院法官的任命程序，令政府領導人有更大權力影響甚至決定法官的人選。現在的法官是由律師等司法專業人士推選的，「改革」後則會由一個委員會來挑選，而政府委任的人士將在這個委員會中佔多數。二是為以色列議會(Knesset)擴權，令其可以經投票表決推翻最高法院的裁決，而且只需簡單多數贊成票即可。這等於變相剝奪了最高法院制約政府和議會的權力，令「三權分立」的西式民主體制名存實亡。以色列政府提出這些改革的理由是，民選的議員權利應大過非民選的法官。

　　與世界上大多數國家不同，以色列沒有成文的憲法，而僅有《議會法》、《政府法》、《人的尊嚴與自由法》等12部基本法。以色列不使用陪審團制度，所有關於事實和法律的問題都由法官確定，並堅持無罪推定原則。這使得最高法院享有特殊地位和影響力。改變這一結構意味著以色列公民可能無法得到法律的充分保護，民告官也難有成功的機會，因為在議會中擁有多數席位的黨派組成政府，假如最高法院的裁決對政府不利，執政黨議員可以在議會內用簡單多數票推翻最高法院的裁決。這意味執政黨領導人不僅可以獲得議會的授權，而且還能不受司法機構制約，實施集權統治。

　　內塔尼亞胡去年上台之前已經因貪腐問題受到司法部門起訴。有輿論認為，他現在全力推動「司法改革」，是想通過修改法官任命程序，挑選「自己人」出任法官，從而保證他下台後不會再被繼續審判，避免像韓國總統那樣一下台即被送入監獄。

西方擔憂集權，巴人建國無望

　　為了阻止「司法改革」，以色列民眾在上街示威的同時還展開了各種抗議行動，其中被媒體廣泛報道的包括以色列空軍飛行員拒絕參加飛行訓練，這是一貫在政治上相對中立的以色列軍人首次採取同類行動，顯示出反對「司法改革」在不同行業不同階層有廣泛的民意基礎。

　　歐美政府和輿論也對內塔尼亞胡政府的集權趨勢高度警惕，美國總統拜登前天（19日）在與內塔尼亞胡通電話時強調，「真正的三權分立相互制衡可以強化民主社會，而根本性的改變則應該在最廣泛的民意支持下進行」。美國民間人士的批評就更加直接，尤其是一貫支持以色列的美國猶太人，如紐約前市長、傳媒大亨彭博和寫過《世界是平的》等多本暢銷書的著名作家弗里德曼。彭博本月在《紐約時報》撰文，批評內塔尼亞胡政府在為以色列製造災難，因為商界和投資界人士已開始從以色列撤出，擔心未來的營商環境變壞，一旦缺少司法保護，他們就難以對抗腐敗勢力和政府的過分行為。弗里德曼在其《紐約時報》專欄連發兩篇文章，呼籲美國猶太人站出來發聲，因為內塔尼亞胡正在毀掉以色列，而且這將會導致美國猶太人社群出現分裂。

　　西方關注的主要是以色列的民主體制，對於生活在被佔領土上的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的阿拉伯鄰國來說，這種集權趨勢最終可能會讓巴勒斯坦人建立獨立國家的希望完全落空，這是他們最為擔心的。過去幾十年中，歷屆美國政府都支持「兩國制方案」，也就是在約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帶阿拉伯被佔領土上建立一個巴勒斯坦國，與現有的以色列國和平共處，但這一夢想正變得愈來愈難實現。

　　內塔尼亞胡能上台執政主要是得到了極右翼政黨和宗教保守派的支持，這部分右翼人士主張無限度地擴大猶太人定居點，憑藉以色列的軍事力量永久佔領約旦河西岸愈來愈多的領土。如果這個執政聯盟靠「司法改革」擺脫了原有的制約，只會進一步侵吞巴勒斯坦人的土地，令巴勒斯坦人實際控制區不斷萎縮，最終沒地方建國。

外界影響無效，集權趨勢難轉

　　雖然拜登在電話中施壓，但內塔尼亞胡似乎無動於衷。在通話後第二天，以色列政府僅宣布對法官任命程序的改革方案做一點點微調，就算是給美國一點面子。內塔尼亞胡知道，以色列是美國在中東地區最重要的夥伴，打擊以色列政府只會令美國利益受損，因此美國的反對不會落實到行動上。看來內塔尼亞胡的目標遲早會實現，以色列會更趨向集權，全球逆民主化勢力則會進一步壯大。這說明了甚麼，又預示著甚麼呢？

　　近日新聞報道指，以色列軍事情報局（俗稱「阿曼(Aman)」）的局長辭職，這是第一個要為去年10月7日被哈馬斯偷襲而要負起政治責任的情報官員。很多時候，人們總是用007占士邦(James Bond)的思維套路來看待情報的搜集和分析工作，彷彿間諜特工總是「千山我獨行」式的「孤膽英雄」；間諜機構的首長，也就是間諜頭子，更是如同魔王一樣自帶神秘光環的人物，凜然而不可侵。

 以色列軍事情報局局長哈利瓦，因未能預防去年10月哈馬斯發動的大規模襲擊，宣布引咎辭職。(AP)

　　其實，間諜機構，或者說情報單位，一如其他政府公務工作，首先是一個龐大政府架構轄下的一個部門機關；所謂間諜頭子情報機關首長，也首先必然是整個龐大政府官僚體系下的一個官僚；所謂間諜特工，以及負責與這個間諜特工做發展、領導和後勤協調工作的聯繫人員（通常稱為case handler），更是情報單位這個官僚組織下的一顆顆螺絲釘，與前線公務員和中層官員在本質上並無不同。因此，整個政府架構內各個部門之間、部門主管之間和部門上下級之間，必然存在著各種各樣的官僚行為，正如在電影《笑傲江湖之東方不敗》中，任我行所說：「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官僚部門的各種決策和行動，不純粹是對政策作理性分析之後對決定，肯定摻雜著各種部門利益、主管和上下級人員各自利益的考量，會有互相推諉、扯皮，乃至權力鬥爭。用一個香港人熟悉的詞彙來表達，就是「辦公室政治」。

　　本文聊舉幾個例子。

　　第一種官僚行為是互相卸責，尤其是當一項特工行動失敗，或者出現意料之外的危機事件之後。在上世紀90年代擔任以色列情報局（簡稱「摩薩德(Mossad)」）局長的Danny Yatom，他的個人回憶錄《權力的迷宮(The Labyrinth of Power)》講述了非常豐富的情報單位運作細節。很多讀者抱怨，這部回憶錄太沉悶了，缺乏人們期望的那種「斗篷加匕首(cloak and dagger)」式的間諜驚險行動，總覺得作者在喋喋不休。其實，如果從公共行政管理學的角度來看這部書，顯然就精彩得多了！作者恰恰揭示了許多不為外人所知的官僚行為，不同情報部門和高層決策部門（總理辦公室）之間的矛盾、相互推卸責任等行為。

 摩薩德前局長Danny Yatom的回憶錄《權力的迷宮》，披露了很多情報單位運作細節。（網上圖片）

　　1997年8月，為了報復哈馬斯在7月針對以色列的自殺式攻擊，摩薩德決定刺殺一個哈馬斯高級官員。但具體要刺殺誰呢？以色列總理、國防部長和三個情報單位首長拿不定主意。最後大部分人鎖定了一個名叫馬沙勒(Mashal)的哈馬斯高級官員，但摩薩德局長Yatom反對這個目標，認為這個目標難以引起轟動效應。好了，辦公室政治來了。有天，Yatom忽然接到來自總理辦公室的電話，通知他上級已經決定了刺殺目標就是這個馬沙勒。Yatom追問，是總理決定的？總理辦公室的人告訴他，是總理與國防部長和辛貝特(Shinbet)（對內情報單位，相當於美國聯邦調查局或者英國軍情五處）的局長開會決定的。Yatom震驚極了，因為最終負責組織和實施刺殺行動的，肯定是摩薩德，但他作為摩薩德局長，居然在最後決策過程中被排除了！所謂官大一級壓死人，他惟有執行。

　　但問題是馬沙勒人在約旦，約旦國王與以色列關係非常友好，在友好國家內刺殺人，搞不好會惡化兩國關係。這個風險是不是值得冒？這不是Yatom自己能決定的，因為涉及外交。好了，請看原著下文：「討論期間，我向情報部門主管委員會（瓦拉西）彙報了行動籌備情況，辛貝特局長和軍事情報總局（隸屬國防部）局長也在這個委員會。關於行動目標和地點（約旦境內），與會者都沒有說甚麼，當然也沒有人提出反對意見。自然，這也沒有阻止他們在幾天後宣稱他們不知道這個計劃的存在。」

以色列在約旦進行的刺殺行動以失敗告終，並引發出嚴重外交風波。(Shutterstock)

　　最後，刺殺行動不僅徹底失敗，而且有兩名特工被約旦警方逮捕，更因為馬沙勒持有加拿大護照，引起了加拿大和美國強烈不滿，變成一場外交風波，以色列陷入非常被動和尷尬的局面。這自然需要有人問責，結果，總理、國防部長、辛貝特和軍事情報總局都不承認自己參與過刺殺決策和統籌工作，彼此很有默契地把黑鍋推到摩薩德局長Yatom身上，並以獨立調查委員會結論的名義，把這個黑鍋責任定性在Yatom身上，他徹底「食死貓」。

　　第二種官僚行為是弄虛作假，前線情報人員用虛構情報來上報，以騙取情報行動的經費。「放流料」來騙經費的手法，驟耳聽起來似乎匪夷所思，但其實在世界情報史上並不罕見，只不過正史記載相對比較少，但小說常見，例如Graham Greene的《我們在哈瓦那的人》、John Le Carre的《巴拿馬的裁縫》，甚至著名作家毛姆的《間諜阿興登》，都提到前線特工如何用假情報「老點」上級部門。別以為這只是小說，三位小說作家都曾經擔任過英國情報單位的特工！在近現代，尤其是英國，記者、作家和間諜往往是身份重疊的！

即使在情報機構，也會有辦公室政治及利益考量。(Shutterstock)

　　至於真實的例子，同樣來自上述的《權力的迷宮》一書。有天，摩薩德的一個部門主管A君向Yatom匯報，覺得局內一名負責與安插在敘利亞軍方內部的間諜的聯繫人Yehuda Gil可能有問題。所謂有問題，是指這個聯繫人上呈的情報報告內容與事實不符，A君懷疑這個間諜可能欺騙了這個聯繫人。於是，局內找聯繫人Gil問話。Gil一直堅稱，這個潛伏在敘利亞的間諜，是他從敘利亞軍方發展出來的間諜，堅決拒絕與聯繫人Gil以外的以色列人聯繫。間諜、Gil和摩薩德之間就成了單線聯繫，連摩薩德也無法了解這個所謂的敘利亞軍方間諜的效用。最要命的是，負責操作這條線的摩薩德其實很早就覺得有問題，但Gil提供的軍事情報卻讓以色列國防部和軍方非常滿意，認為這是難得的軍事情報金礦，這使摩薩德不得不顧及國防部和軍方的意見。後來，Yatom還是開啟了調查聯繫人Gil的行動，Gil當然矢口否認有問題，還堅稱他手下的敘利亞軍方間諜非常有價值，所以不宜暴露細節。

　　無奈，只好讓摩薩德以外的情報部門來調查，這就是上面提到的辛貝特。辛貝特的反間諜警察審訊Gil不到兩個小時，Gil便和盤托出，直接供認。原來Gil從來沒有成功把那個敘利亞軍方高層發展為以色列間諜，原來一切都是Gil虛構出來的，而且竟然虛構了23年！居然把以色列軍方給騙了23年！Gil在這23年以來，充分享受著情報單位給予的行動經費和跨國旅遊特權！

　　間諜也是打份工，一切源於辦公室政治而可能發生的古怪行徑，間諜和情報單位一樣會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