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事政情

　　今年以來中美關係緊張加劇，華盛頓正動用一切力量拉攏其西方盟友和中國的鄰國，以便對中國實施軍事圍堵和經濟制裁，但美國的北約盟友法國卻在積極發展與中國的關係，與美國用意識形態劃線的外交政策大唱反調。法國總統馬克龍上周訪問中國，受到「超高規格的接待」，這不只是中法關係史上的重要事件，而且可能會給中歐關係帶來新的變化。
 
元首頻繁見面　中法各有所求

　　中法兩國雖然政治制度不同，但有著廣泛的共同利益，雙方都希望在不同領域發展雙邊合作，在國際事務中扮演積極角色。因此，馬克龍2017年就任總統後已多次訪問中國，如果不是受到新冠疫情的阻礙，其訪華頻率可能已超過德國前總理默克爾(默克爾在16年任期內曾訪華12次)。2018年1月馬克龍首次對華進行國事訪問，2019年11月再次對華進行國事訪問並出席第二屆中國進口博覽會，上周是他第三次對中國展開國事訪問。在這幾年間，他與習近平主席的面對面唔談則有七次之多，包括2019年習近平對法國的國事訪問和兩人多次在G20峰會上的雙邊會唔。上周發表的中法聯合聲明第一條就強調，「中法將延續兩國元首年度會晤機制」，由此判斷，習近平明年將在巴黎奧運會前後再次訪問法國。
　
　　中法兩國領導人的定期接觸顯示出兩國關係的穩定性，即使在疫情期間，兩國元首也多次舉行雙邊視頻對話和多邊網上交流，與同期中美關係的狀況形成鮮明對比。中法兩國各有所求，法國希望增加對華出口。這次兩國簽署了豬肉准入等方面的協議，為法國農畜產品進入龐大的中國市場創造了有利條件。同時雙方將擴大在航空航天領域的合作，增加一條空中巴士在中國天津的組裝線，令其產能增加一倍，目標是2026年實現每月可生產75架A320系列單通道客機。據中國媒體報導，2023年3月底的最新數據顯示，中國在役機隊中有2100多架空巴，市場份額超過50%。隨著天津新組裝線的投產，空巴在與波音的競爭中將擁有更大優勢，這對持有空巴股權的法國、德國、西班牙和英國企業都是好消息。
　

（AP）

　
　　在北京舉行了中法雙邊會談之後，習近平又親赴廣州與馬克龍再次會晤，這被視為常規禮節之外的「加碼」，顯示出中方高度重視中法關係。一方面中國希望歐洲能成為多極世界的一極，不被美國的利益所左右。同時，保持甚至擴大與歐洲的經貿、人文、科技交往，有助於中國避免被西方陣營孤立，防止美國策劃的全面封鎖拖慢中國經濟發展。
　
　　中法兩國的聯合聲明既代表了雙方在國際關係領域的共同利益，也清楚說明了兩國各自的訴求，以及雙方都不希望讓個別敏感議題干擾兩國關係的大方向，而烏克蘭危機和台海局勢則是最明顯的例子。
　
歐洲利益「多元」　法國目標明確
　
　　馬克龍訪華前，歐洲一些政客公開促請馬克龍向中國施加壓力，使中國改變處理烏克蘭危機的態度。另有一些「親美」政客要求歐洲國家與美國聯手，從經濟上阻止中國的崛起，防止中國對歐洲「構成威脅」。還有一些歐洲「自由派」政客要求馬克龍捍衛「歐洲價值觀」，利用訪華的機會力挺台灣。雖然這些政客未必能代表歐洲大多數人的立場，但歐盟領導人似乎認為，有必要利用一切機會讓中國領導人聽到此類聲音。於是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趁馬克龍訪華期間也到訪北京，以便在中法雙邊會談之外製造一個「中法歐三方會晤」的機會，當面向習近平闡述她所代表的「歐洲觀點」。她曾表示，見面時會要求習近平與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直接接觸。事後她在北京的記者會上說，習近平同意在適當的時間和條件下與澤連斯基接觸。稍有常識的人都知道，她是碰了個「軟釘子」。從中國官方發布的新聞稿也可以看出，馮德萊恩的游說基本無效，三方也沒達成任何共識，大體上是各自表述立場。
　
　　但對馬克龍來說，他的目標很明確，此行既要在經濟上為法國企業爭取利益，同時要在國際事務領域展現出法國自己的立場，簡單說就是法國不會完全與美國的外交政策保持同步，這也是法國自戴高樂政府以來的長期立場。馬克龍知道，美國有時會為了自己的利益而犧牲盟友，兩年前法國向澳洲出售潛艇的訂單被美國「撬走」就是一個例證。法國與德國的立場相近，希望與中國發展經貿關係，為本國企業和民眾帶來實惠，不打算按美國的意圖與中國「脫勾」，或因意識形態上的分歧而與中國展開對抗。
　
強化歐洲概念　促進「多極」共存
　
　　基於上述原因，馬克龍的中國之行沒有聚焦於熱點議題，而是務實地探討兩國的合作與交流，並借這次訪問發出歐洲的聲音。他在接受歐洲記者採訪時指出，歐洲應保持「戰略自主」，減少對美國的依賴，避免被拖入中美對抗之中。歐洲面臨的一大風險是被帶入並不屬於歐洲的危機之中，從而讓歐洲無法建立戰略自主。他明確指出台海危機可能造成的後果，「歐洲人需要回答的問題是，加速台海危機符合我們的利益嗎？不符合！最壞的情況是，在這一問題上歐洲人認為自己只是跟著走，需要先考慮美國的利益和中國的過度反應再採取行動」。　

（AP）

　
　　馬克龍希望歐洲成為中美兩強之外的「第三極」，這不是他今天才有的理念。2019年他曾經形容北約的狀態是「腦死亡」，雖然烏克蘭危機令北約重獲生機，但馬克龍依然認為，歐洲不應被美國「帶著走」，因為烏克蘭危機導致歐洲更加依賴美國的能源和武器，而歐洲的命運本應掌握在歐洲人自己手中，這可能是馬克龍最想表達的意思。

　　法國總統馬克龍最近表示有意參加8月在南非舉行的金磚峰會，而峰會的一個主要議題正是「去美元化」。因此，當法國的穆斯林社區恰巧在此時爆發騷亂時，難免令外間懷疑幕後是否又有黑手。

巴黎郊區的穆斯林青少年向警察燃燒瓶（美聯社）

　　然而，法國主流社會與穆斯林社區的矛盾由來已久，且早已呈現亨廷頓「文明衝突論」般難以調和的狀態。這種矛盾既受外來影響，但亦有深遠的內在因素，日經月累之下變成一點即燃的乾柴。面對這道並不美麗的「風景線」，筆者認為當前最為關鍵的問題是：法國還能不能解除亨廷頓的魔咒？
　
穆斯林社區問題形成的3條時間軸
　
　　為了回答這個問題就有必要首先說明，法國當前的穆斯林社區問題，至少受到三條時間軸的影響，它們之間雖然有重疊之處，但並不能籠統混為一談：
　
　　第一條是戰後北非的反法殖民主義運動及移民潮，代表事件是1954至1962年爆發的阿爾及利亞戰爭，尤其是在戰爭尾聲的1961年，警察鎮壓阿裔示威者釀成「巴黎慘案」。

大批參與示威的青少年被捕（美聯社）

　　第二條是2001年美國遭受九一一恐襲，法國加入反恐戰爭，同時也成為歐洲主要的恐襲目標，代表事件是2015年席捲法國各地的恐襲浪潮，包括巴黎在1月7日發生12死11傷的查理周刊總部槍擊案；至11月13日又發生震驚全球的巴黎街區大屠殺，造成130遇害，360多人受傷。
　
　　第三條是2010年12月北非國家突尼斯首先爆發的民間示威潮，並在奧巴馬政府和美國社交網絡平台支持下，迅速升級為席捲中東北非的「阿拉伯之春」顏色革命。法國參與了推動該地區的政治洗牌，代表事件是2011年卡達菲政權被武力推翻。
　
阿爾及利亞戰爭後遺症
　
　　由於阿爾及利亞戰爭已經年代久遠，因此在媒體討論法國穆斯林社區問題時甚少提及。但是，二戰後法國北非屬地的反殖民運動及其後遺症，才是塑造出當前矛盾的主線。例如今次騷亂以在法國土生土長的青少年為主，就是該時期北非移民的後代，與「宗教極端主義」或「難民問題」並非必然劃上等號。
　
　　另一個容易被忽略的事實，是連法國當前的政治制度也是阿爾及利亞戰爭塑造。1958年，法國在戰爭中的失利，導致了溫和派主政的法國第四共和崩塌。戴高樂將軍東山復出，締造了強化總統職權的第五共和並沿襲至今。這套政治制度即使是在今天，仍確保了馬克龍擁有絕對的權力，迅速指示總理和內閣部長，調動4.5萬軍警鐵腕鎮壓騷亂。
　

電影《阿爾及爾之戰》劇照

　　不過，阿爾及利亞戰爭進入尾聲時，巴黎上演了一場慘案。1961年10月17日，3萬阿裔民眾在巴黎舉行反殖民示威，遭到警察和極右翼勢力的血腥鎮壓。據稱，由於很多警察是從北非戰場上退役，因此對示威者展開瘋狂報復，數天內有逾1萬多名示威者被捕，約200名示威者被毆打致死，甚至是綑綁四肢活活拋入塞納河淹死。
　
　　這宗慘案被歐洲歷史學家稱為戰後西歐最為暴力的一場鎮壓示威者事件。意大利導演Gilberto Pontecorvo為此在1966年拍攝了政治寫實電影《阿爾及爾之戰》(The Battle of Algiers)，由於批判巴黎當權者的殖民主義暴行而一度在法國被禁播。影片全程用黑白膠片拍攝，想瞭解這場戰爭的讀者值得一看。
　
穆斯林與主流社會並非同一屋簷下
　
　　阿爾及利亞戰爭的失敗，以及巴黎慘案招徠的國際輿論聲討，促使法國政府對北非移民採取了「隻眼開隻眼閉」的政策，且出於戰後經濟重建的需要，法國此時亦吸納了大批青壯年移民。在此後很長一段時間，雖然移民政策持續成為主要的政治議題，但法國主流社會與北非裔穆斯林社區之間似乎也相安無事，直至反恐戰爭爆發。

馬克龍強硬處理示威（美聯社）

　
　　在反恐戰爭爆發前的這段時間，大量移民至法國的北非入，其實並沒有和本地人生活在同一屋簷下。他們在巴黎等大城市的郊區或某個城區聚居，形成「城中城」。雖然把法國人口攤開來計算，目前穆斯林只佔總人口的10%，但是在這些城中城，穆斯林人口其實佔了大多數。於是在法國各地，就形成了大大小小穆斯林宗教與文化的「飛地」。
　
　　法國政府並非沒有考慮到這些聚居點的社區發展，例如在主辦1998年世界盃足球賽時，就特地挑選了北非移民聚居的聖丹尼區，作為巴黎主賽場館的所在地，試圖透過國際賽事來提振當地經濟。不幸的是，反恐戰爭爆發令歐洲陷入動蕩，經濟亦飽受打擊，抵銷了法國政府的努力，這些城中城進一步淪為貧民窟和「不管地帶」。
　
　　當反恐戰爭爆發後，法國政府驚覺發動襲擊的恐怖分子可以輕易躲入城中城，而當地的貧窮和失業狀況，又為極端主義思想提供了溫床。雖然大部分城中城的穆斯林都是立場溫和的普通百姓，但血腥恐襲事件頻發，仍舊令主流天主教社會與穆斯林社區關係承受壓力，催生極右翼政治力量抬頭。當時仍是內政部長的薩爾科奇，為此花了很多精力推動與穆斯林理事會溝通，他的工作表現亦為後來成功當選總統奠定了基礎。
　
咎由自取的難民潮時代
　
　　在此額外一提的是，反恐戰爭亦曾一度促進法俄關係的靠近。在2015年底巴黎發生街頭大屠殺後，普京曾下令駐敍利亞俄軍在炸彈寫上「為巴黎」，對伊斯蘭國(ISIS)發動空襲。因此在俄烏爆發戰爭前夕，普京一度期望馬克龍能阻止北約東擴，並非沒有原因。

2015巴黎街頭恐襲震驚全球（資料圖片）

　
　　歐洲經濟在反恐戰爭、華爾街金融海嘯和希臘債務危機連串打擊後奄奄一息，為了解決經濟困境，薩爾科齊當選總統後，又在北非捅了一個大馬蜂窩。2011年，法國聯同美、英等國，協助利比亞反對派武力推翻了卡達菲政權，曾經與薩爾科齊私交甚好的卡達菲橫死街頭。
　
　　法國最初從利比亞洗牌中獲取了龐大利益，包括新政府35%的石油合同，11架空巴訂單，及戰後重建項目等。但人算不如天算，利比亞反對陣營各武裝派系爆發內戰，不僅令戰後重建淪為泡影，更大的災難是，卡達菲在世時為了拉攏歐洲，還致力阻止難民橫渡地中海。他死後歐洲門戶大開，迎來了咎由自取的難民潮時代。
　
　　可見，法國先是受二戰後的殖民與反殖民鬥爭影響，而未能推出長遠及有效的主流與穆斯林族群融合政策；在其後的反恐戰爭和北非軍事行動中，法國雖然獲取了一部份石油和海外訂單利益，但相較於國內遭受的恐襲、經濟停滯和難民潮等衝擊，以及穆斯林社區與主流社會的矛盾加劇，顯然得不償失。
　
法國應捕捉中東大和解契機

2011年反政府武裝攻佔卡達菲官邸（資料圖片）

　
　　回到本文最初提出的問題，法國還能不能解除亨廷頓的魔咒？這就視乎於馬克龍政府如何看待中東的變局。自從伊朗和沙特阿位伯外長在北京會面後，中東正在以超出外間預期的速度走向大和解，法國能夠捕捉到這個時機嗎？
　
　　法國是環地中海最主要的政治和軍事大國，亦是該區域唯一的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如果她能夠憑借中東大和解的契機，積極重建環地中海，尤其是北非地區的政治與經濟秩序，至少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緩和難民潮問題，並且在區域重建中找到比對外發動戰爭更為可持續的經濟增長動力。
　
　　加入推動中東大和解進程，事實上也有助於化解國內主流社會與穆斯林社區的矛盾。伊斯蘭教已是繼天主教後，法國的第二大宗教，是法國政府和社會都不能迴避的事實，繼續篤信「文明衝突」，而忽視經濟基礎對改善社會問題所起的作用，只會令矛盾進一步激化。馬克龍訪華促進雙邊多層次合作，並表示有意加入金磚峰會，振興法國經濟，是否出於上述覺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