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財有道

2018-06-07 11:41:25

【荷蘭直擊】安居新思維:貨櫃屋、水上屋、社會房屋

  香港正值為期5個月的土地大辯論,樓價高、居屋供不應求、公屋輪候時間長、劏房環境惡劣等問題,在政府和社會權貴的視角,一切始於土地不足。

 

  面對土地不足、人口集中在大城市等問題,香港並非唯一受害者,而是全球面對的迫切問題,遠在歐洲的荷蘭更是受全球暖化最大威脅的國家之一。在房屋政策、建屋方面,荷蘭是全球走得比較前的國家,在超過100年前,政府已立法保障市民享有可負擔房屋的法例,由房屋機構營運社會房屋,iMoney到當地採訪,看這個以高效見稱的國家有何值得香港借鏡地方。

 

  社會房屋逃不過供不應求的困局,當地有建築師在10多年前以製造貨櫃的物料作臨時房屋,貨櫃屋冬暖夏涼,環境比香港劏房好百倍,還可用足10年,最近才拆卸把地交還發展;創意無限的荷蘭建築師,甚至以「造大船」的原理在水上建漂浮屋,雖然仍是社會上的少數,但已是一些荷蘭人安居樂業的「瓦遮頭」。

 

 

  荷蘭人以至政府願意創新,跳出石屎框框,為人的基本權利尋求新出路。反觀香港,增加土地、房屋的方法,為甚麼只有18個選項?有香港建築師提出,在鬧市的交通交滙處上蓋,興建多用途摩天大廈,在問題已迫在眉睫之際,這可能是香港其中一條新出路。

 

貨櫃屋五臟俱全 冬暖夏涼抵天災

 

  在攝氏30多度的高溫,要走入貨櫃內,肯定有如置身火爐,何況是住在貨櫃內?「這看起來是一個貨櫃,但不是平時你們見到運貨的貨櫃。」在實地觀察之前,先在辦公室與Tempohousing創辦人Quinten de Gooijer了解興建貨櫃屋的技術,他說到室內氣溫可與室外相差十多度,的確令人半信半疑。

 

  採訪當日,阿姆斯特丹的氣溫約攝氏27度,在萬里無雲的烈日當空下,的確有點熱,但Quinten帶記者到旁邊由貨櫃搭建的學生宿舍,意外地,室內真有點涼意,「50年前的技術已可以上太空,今時今日要做一個可以抵禦颱風、地震、火、濕度、太熱太凍等問題的貨櫃,有甚麼不可能?技術是沒有界限的。」

 

建築師解密 香港可應用

 

  貨櫃屋給人的印象又熱又焗,本身是建築師的Quinten說,興建的人不夠專業,只是在運貨的貨櫃弄一個門口,甚至沒有窗戶;但實際是要與興建傳統房屋一樣,貨櫃內外都需要塗層、阻隔物料作散熱等功能,「很多人沒有選擇之下住貨櫃屋,可能沒有錢、沒有技術,因此形成了貨櫃屋難以住人的印象。」

 

Quinten指出,貨櫃屋也許看起來與貨船上的貨櫃無異,但踏入貨櫃屋的大門與踏入家門並無分別。

 

  單是建造貨櫃的「鐵皮」當然難以抵擋風吹雨打,表面上的貨櫃鐵皮只是一個經Quinten特別設計的框架,他拿起外面是銀色、波浪紋塗層,大小如磚頭般的泡綿解釋,「在牆身的內外都需要隔層,可以是泡綿,然後再加入特別的塗層,令它看起來閃令令,好似真貨櫃一樣。」泡綿的作用是阻隔過冷或過熱的空氣,並保持室內濕度,厚度則視乎需要,可能只需要18毫米,「但如果在香港,我會用厚一點。」由於香港濕度比較高,他說同時要加入對流系統、通風系統等,「現在已有特別的通風系統能冷卻入屋的空氣,室內可安裝感應器,現在都是很便宜的技術。」

 

貨櫃屋建築物料

 

  Quinten所說的系統不是一座座的機器,他舉例,以可入牆的喉管達到阻隔外來熱力,調節室內空氣的效果,可減少使用傳統的窗口式冷氣機,減省大量能源,「現在做的是為室內製造冷空氣,錯!要做的應是阻隔外來的陽光、熱力,這只需要在牆身加入很多阻隔物,現時已有很多技術可以冷卻大廈的室內氣溫,節省能源。」他補充,阻隔物不是興建貨櫃屋才能用,傳統的混凝土建築方式一樣適用,「唯一分別只是鐵皮代替了混凝土,它們都是一樣的建築物。」

 

Tempohousing的貨櫃在中國廣東省製造,完全按照Quinten的設計製造,與一般貨櫃只是外貌一樣。

 

  目前的技術未必可以解決所有問題,但Quinten以香港常見的颱風為例,需要的貨櫃屋條件是穩定,這一點可通過計算和測試解決,「以鋼鐵為框架的建築物或貨櫃不是所有問題的答案,但一定能解決部分問題。」

 

成本效益勝混凝土

 

  貨櫃屋的好處是興建速度快、重量輕、成本相對低,「一立方米混凝土重兩噸,以相同的構造、規格,我建五層貨櫃學生宿舍,等於用混凝土建一層的重量。」他又以荷蘭的傳統建築方式為例:貨櫃屋可節省兩至三成建築成本,在地盤的時間可節省三至四成,「因為需要的物料較少,可以建得較快,在現場省下的時間都花在工廠內,但工廠不受天氣影響。」實際上可省多少建築時間,需視乎在工廠時的預製過程,「我用的工廠有150人,每日可做8個貨櫃,如果有300人,就可以多做一倍。」

 

Quinten指出,貨櫃屋也許看起來與貨船上的貨櫃無異,但踏入貨櫃屋的大門與踏入家門並無分別。

 

  建貨櫃屋不是全無限制,Quinten說,雖然建築師可以任意組合不同大小的方塊,例如把兩個連起來打通,令空間變大,但設計始終受限於「方塊」,也要處理防火、高度限制等問題,「但以時間和金錢成本計算,貨櫃依然是比混凝土好的方法。」

 

  年逾50的Quinten形容建築行業是傳統行業,早已習慣用混凝土做建材,因為大家都知道它的好處和限制,「人類不喜歡改變,改變需要時間,我們用了混凝土幾十年,做決定的都是我年紀的人,年輕人縱有更好的想法都未必能帶來改變,因為他們不是決策的人,做決定的人亦未必願意承擔用新方法的責任和風險。」

 

單車是大部分荷蘭人的代步工具,貨櫃屋群內當然少不了單車泊位。

宿舍面積200多呎,廁所在單位中間,看似奇怪,Quinten解釋是分隔私人空間與面向公共走廊的牆隔。

 

歷逾10年社會爭議

 

  香港近來討論以貨櫃屋為臨時房屋的可能性,Quinten早在2002年提出以貨櫃屋興建學生宿舍的計劃,最初計劃在當地製造,但正值建築行業黃金期,建築成本超出預期,也沒有需求空間,於是他轉向中國工廠,按他的設計製造,「原本只是一個為期5年的試驗計劃,成本要很低。」眼前是當時最大型的學生宿舍,至今建成逾10年,超額完成,其中兩座經已拆卸,原因是政府收地重建,眼前餘下的八座最快今年底要拆。

 

  預製貨櫃屋現常見於荷蘭的臨時房屋,但十多年前,社會爭議不少於現今在香港的討論。爭議有兩方面,一是「中國製造」,二是「住貨櫃」的觀感,「近15年,中國製造已進入人的生活,最多人用的智能電話在中國製造,質素是不是很差?今日很多人已接受這一點,但住在貨櫃(Shipping Container)?依然不完美,如果今天我用貨櫃屋這個字,依然很難進入市場,因為普遍人對貨櫃的印象依然負面;但加了窗,整靚室內牆身,你行入去不會覺得自己身在貨櫃,這只是名字的問題。」

 

  阿姆斯特丹面對的住屋問題與香港相似,人口不斷膨漲,年輕人、中產負擔不起樓價,可負擔房屋供不應求,這問題在兩地一直沒有大改善,「社會上最低下階層的10%見到的將來,就是自己買不到一間屋,點可能發生?與荷蘭人一樣,我們賺咁多錢,全部都是政治問題,政府有塊地,應該給你?還是給我?」Quinten說出了重點,社會問題永遠出在錢、政治上,如何分配社會資源,土地價值又應該如何定?「興建社會房屋,租地、買地價錢都要低,這不是做一個貨櫃要多少錢的問題,地價才是,that's the golden ticket。」

 

港首個貨櫃屋明年落成

 

  低下階層捱貴租住劏房,公屋輪候時間愈來愈長,社會開始出現以貨櫃屋為臨時房屋的建議,經過到海外考察、研究後,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社聯)早前獲得恒基地產(00012)以1元象徵式租金,租出深水埗南昌街202至220號,位於南昌街、巴域街及耀東街交界一幅地,租約期為2年,作為發展臨時貨櫃屋,恒地將負責拆卸及平整土地。

 

  項目早前獲屋宇署批出建築圖則,文件顯示,該地皮可建3幢各3層高的貨櫃屋,預計有90個單位,分1人至3人單位,每個單位面積由約143呎至287呎不等,但詳細細節,例如如何抵擋香港高溫等,則未見曝光。社聯初步構思,組合屋會租予輪候公屋3年以上,或有緊急住屋需要人士,租金水平不會超過租戶入息四分之一,項目將於下月招標,明年初邀請機構營運,下半年落成。

 

 

荷蘭水上建屋第一人 三層獨立屋 僅售1000萬

 

  荷蘭人早已習慣與水共生,數百年前在水上填海造地,長年以來又要對抗洪水。在當地可以見到很多運河,甚至說荷蘭是由運河組合而成都不誇張,特別是阿姆斯特丹,市內的運河總長度達逾100公里,由1,500多條橋連接,在運河兩旁有很多運河屋(Canal House),運河上則有形形式式的船屋(Boathouse),近10多年更有「進階版」,在水上建成的漂浮屋(Floating House)。

 

對於有人擔心在水上建屋會有污染問題,Koen認為不成問題,因為住客不會愚蠢到弄髒自己家的周圍。

 

  荷蘭建築師Koen Olthuis(見圖)在15年前創辦Waterstudio,只做水上建築設計,至今完成了逾200個項目,包括美國、杜拜等地;他是水上建屋的第一人,他說現在全球約有近50名水上建築的專家,他們提倡造地、建屋不只有填海這方案,因為漂浮屋已可解決土地不足的問題,而且彈性更大。

 

Koen Olthuis 建築師

 

隨水位升降不怕洪水

 

  水位上漲、土地不足、人口集中在大城市等,不獨是荷蘭要面對的問題,而是全球正在面對的迫切威脅。荷蘭漂浮屋集中在阿姆斯特丹的人工島Ijburg,Ijburg本身是阿姆斯特丹的新市鎮,亦是首個漂浮社區。首批居民在2002年遷入,現有2萬多人居住,漂浮屋在該島仍是少數,只有近100間,部分是政府的社會房屋,旁邊約有30幢私人的漂浮獨立屋,包括地窖和天台,每一間看來都有不一樣的設計,面積約1,750多呎,部分由Koen的建築師樓設計。採訪當日見居民在水上放下平板,以雙手為槳,隨即「泛舟湖上」,好不寫意,記者嘗試在漂浮屋的通道行走,卻完全沒有在「水上漂」的感覺。

 

將漂浮屋建在近岸水域,建築成本相對較低,因為較易取得水電設備。

 

  「高度可以到100米,有20、25個室的建築物都可以,只要地基夠闊。」每間獨立屋都有在水底的地窖和水面的平台,地窖增加了整間屋的面積,平台則可讓一班朋友在陽光下聚會,但地窖和平台確有實際用途,就是作為漂浮屋的地基,最基本的面積要比屋的闊度更闊,實際闊度需視乎擺放的位置、設計等因素而定。Koen以大型遊輪為例,在公海行走時,身在遊輪上的人不會感到劇烈晃動,「因為部分船身沉在海底11米,為甚麼以千計的人在遊輪上可以穩定,數百人住在水上不可以?」

 

漂浮屋的室內與一般家居無異。

 

  Koen以混凝土和泡綿製成的地基,可半浮半沉在水中,整間房屋隨水位垂直升降,他說,這種製作並非新事物,數十年前已經應用,只不是應用在水上建築,「水不是問題,而是解決方案,解決洪水氾濫的問題。」聽起來很不可思議,但能隨水位升降的水上屋,不會受洪水帶來水位上漲的影響,至於颱風巨浪的問題,Koen說,現時已有固定屋身的技術,問題在於金錢成本多於技術問題。

 

香港環海理論上可行

 

  Koen說,只要是被水包圍的大城市都可興建漂浮屋,包括香港、上海、紐約等同樣沒有足夠可負擔房屋的地方,但在興建之前,需要考慮幾個問題:在技術上,需要研究擬興建的水域,屬於甚麼類型的水,如果在海水上興建,當中的鹽分、水溫都會影響地基設計。但種種技術問題,在Koen眼中都是可研究、可解決的問題,「在港灣、海港或近岸興建,成本會較低,因為風浪較細,也較易取得水電等設備。」

 

  根據在Ijburg的經驗,當時每間獨立屋的建築成本約是數百萬港元,「10年前買下的業主,現在已賺了錢,確實幾多我不肯定,但升幅比一般房地產市場更高。」參考美國近期同類型漂浮獨立屋的售價,則大約是1,000多萬港元。不過,這只是獨立屋的價錢,如果不需要花巧的設計,甚至以貨櫃的鋼鐵物料興建,建築成本可遠低於上述數字。

 

  漂浮屋在荷蘭以至世界或難以成為主流,但可能因為土地不足、氣候變化等問題迫在眉睫,Koen說,在最近兩、三年,社會對漂浮屋的接受程度大為提升,他收到的查詢大增,「不只是一間間獨立屋,而是問整個社區。」

 

  Koen的設計不只在荷蘭可見,目標也不只為有能力住獨立屋的有錢人,他最想漂浮屋可解決巴基斯坦、印度等地的問題,以漂浮地基加上貨櫃,放置在近水的貧民窟旁,可以成為儲水箱,也可以成為班房,不一定局限在房屋的應用,也可以用在社會設施上,「漂浮屋不是有錢人想住得奇怪的產物。」

 

土地法例成普及阻力

 

  建漂浮屋的技術不算太複雜,每處地方的水域各有特質,需要一定時間做前期工作,但要成功實行,最難是「擁有權」的問題,「法例、規例要配合,但現在的社會,擁有土地,便擁有權力。」在興建之前,要解決如何將水域賣給發展商?使用權限如何設定?購買漂浮屋的業主可否做按揭?建築批文的細節如何訂定?Koen說,發展商只是向錢看,漂浮屋有利可圖的話,他們一樣願意興建,「而政府的責任就是解決(上述)問題。」

 

  

水上社會房屋

 

  漂浮屋計劃是阿姆斯特丹政府建設Ijburg時的規劃之一,除了由私人擁有的漂浮獨立屋,在不遠處有外形似貨櫃屋的漂浮屋群,由當地發展商和建築公司合作,在2001年勝出政府舉辦的比賽,取得該處的發展及設計權。漂浮屋群有165間屋,約三分之一撥作社會房屋,作為可負擔房屋出租,另有一半單位連接旁邊的陸地,部分都是出租的社會房屋,但全部單位都有逾千呎,分成兩層或三層。

 

Koen設計的漂浮獨立屋可自給自足能源,免卻接駁陸上電綫、水管的煩惱。

 

  漂浮屋群的設計相對簡單,外觀全看似塗上白色漆油的貨櫃屋,有些建得比較高。居民都善用通道位置,布置自己的居所,從屋內走出去,沿樓梯向下走,便到水平面的「私人碼頭」,不少單位旁泊有小帆船。靠岸的單位在天氣好的時候,打開落地玻璃窗,坐出屋外,又是另一種生活享受。

 

百年房制 公私聯營 基層真正出路?

 

  生活的基本需求不外乎三餐溫飽和「有個瓦遮頭」,偏偏在香港,仍不時有捱貴租、被迫遷的人要過「遊牧」生活,難以安居。荷蘭早在1901年立法,居民享有可負擔房屋的權利,因此訂立了社會房屋制度(Social Housing),由私人發展商、非牟利機構等非政府組織組成,統稱為房屋機構(Housing Association),在政府的資助下,提供合理租金的單位給當地居民。以阿姆斯特丹為例,社會房屋現佔當地整體房屋比例43%,在300萬個出租單位中佔75%。反觀香港以至大部分國家,基層房屋多由政府全權負責興建、營運、審批等,供應和需求之間嚴重脫節,輪候人龍「大塞車」,各地社會開始討論由民間機構作統籌的可行性。

 

Elly(圖左)和Kees(圖右)對於香港政府沒有參與社會共享房屋計劃大感奇怪。

 

設租金管制惠基層

 

  荷蘭的社會房屋制度有超過100年歷史,由各地市政府撥出土地,房屋機構可用較市價低的地價購買土地,但往後的建築、營運開支需自負營虧,政府可作擔保角色,助有需要的房屋機構向銀行申請貸款,「政府與房屋機構簽訂契約,寫明租金水平、最少興建的單位數目等。」阿姆斯特丹市政府社會房屋主任Elly van Sluijs指出,城市化令阿姆斯特丹的社會房屋供不應求,根據當地標準,年收入低於3.7萬歐元(約34萬港元)被界定為低收入,按此推算,當地有逾半人口符合入住社會房屋的資格。

 

 

  在很多歐洲國家的租客都受法例保護,荷蘭也不例外,為了防止業主空置單位過久,當地市民曾有佔屋權,可進入疑似單位後報警,甚至鬧上法庭,業主要上庭解釋空置原因,法官有可能將單位判給佔屋者居住;有關法例已在2010年取消,但低收入家庭的房屋,仍受租金管制保障。荷蘭設有計分制,按單位面積及設備等評分,分數低於142分,租金不能超過710.68歐元(約6,498港元),租金水平每5年檢討一次,新租金水平將在2020年生效,想入住受租金管制的單位,租客要申請住屋證證明符合資格。

 

憂可負擔單位減少

 

  在現有的社會房屋制度,房屋機構可以市價租金出租單位,作為營運收入,同時有私人發展商撥出部分單位作社會房屋(Private Rental)。但阿姆斯特丹房屋部研究及發展主任Kees Dignum指出,國家推行新規例,將地點因素加入計分制,令私人發展商興建的可負擔單位可得分更高,以轉投自由市場,換言之,可負擔單位將會減少,取而代之是月租高於710.68歐元的單位將大增,「到時租金就會升得很快,我們(市政府)極力希望在這市場做到一定的租金管制。」

 

阿姆斯特丹市中心有不少逾百年歷史的運河屋,租金大約3,000歐元(約2.7萬港元)起。

 

  而與香港的情況相若,荷蘭的中產同為夾心階層,按當地的標準,中產的年收入為3.7萬至7.5萬歐元(約33.8萬至68.6萬港元),其可負擔的每月租金應介乎710.68歐元至971歐元(約6,498至8,878港元),但這只佔市場上的6%,符合中產標準的市民卻有12%。

  

  訪問完結前,記者說起香港最近推出社會房屋共享計劃,由非牟利機構營運,政府「退居幕後」做中間人,為資助者、業主、社福機構及社會企業等拉綫,Kees一臉疑惑︰「為甚麼政府沒有參與?」這突如其來的一問,確實令人尷尬。

 

 

香港篇:港建築師出蹺 打造西九天空之城

 

  試想像,當社區被濃縮在一座巨型摩天樓中,我們的生活會出現甚麼改變? 對於未來,人類總是充滿想像。呂元祥建築師事務所副主席呂慶耀提出,在西九龍公路樞紐交匯處上,興建一座集社區設施及住宅用途的50層高摩天大樓,以建築勾勒出未來香港可能的城市樣貌。

 

呂慶耀認為香港的特點是垂直城市,應從這方面尋求解決住屋問題的辦法。

 

  香港土地資源寶貴,政府於早前的財政預算案中提出把「政府、機構或社區」用地貫徹落實「一地多用」的多層發展模式。「在本港私營發展市場不難找到一地多用的身影,例如ICC、地鐵上蓋的住宅或商場,但政府卻較少相關發展,於是我們在想能否把社區的不同設施垂直地疊起,把這些設施的原土地騰出來改作住宅用地。」

 

計劃發展空中社區

 

  呂慶耀提出,於油麻地避風塘對出的西九龍公路樞紐交匯處,建設一個綠化上蓋平台,平台下供車輛行駛,平台上則興建一棟375米高的摩天大樓,預計可釋放區內其他社區設施等土地,提供約2萬個住宅單位。新建築與油麻地區至九龍站、柯士甸站、奧運站、以及新落成的高鐵站形成一個供行人使用的15分鐘步行生活圈。 「該地皮本身是政府地,不需要再收地或把生地變熟地,程序較簡單快捷。」

 

  這座摩天大樓儼如一個小社區,地庫是大型停車場; 第一層是初創企業工作室和創意藝術村; 第二層是公共圖書館、專上學院及空中社區會堂;第三層是空中文娛中心、政府辦公室及NGO辦公室;第四層是長者房屋、青年人房屋及空中體育館,形成一個豐富的空中社區。

 

 

  由地鐵到商場、酒店或辦公室,在外國要穿梭數個建築物完成的事,在香港只需數步便能到達,三維生活對香港人來說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香港這個高密度城市生活,港人早已住慣了高樓,不會畏高,因此在這座摩天大樓內居住,並不會對他們造成很大的生活改變。」

 

憂價值觀限制發展

 

  對於近年在外國所出現的貨櫃屋和漂浮屋,呂慶耀認為水上人間是一種生活方式,但漂浮屋能否承受颱風帶來的衝擊破壞和處理好供水、供電及排污等問題仍是未知之數。他續稱,香港要面對高密度、地少人多的挑戰,難以跟遼闊的北歐比較,以丹麥為例,丹麥人口500多萬,總面積卻達4.3萬平方公里,而香港人口700多萬,總面積卻只有1,100平方公里。「無可否認,香港是一個高密度和垂直城市。為甚麼我們不能接受這個就是香港的樣貌?香港人要找一個適合自己的解決方案,再將它變成香港的一個特徵或文化。」

  

  「為甚麼香港的水池全部起滿了欄桿?而北歐連海邊也沒有欄桿?因為在香港一有人掉進水便會罵政府。而在外國所有海邊河邊都是Soft range,不怕你掉進水,掉下水便自己爬上來,有人掉下水是他自己問題而非政府問題,為甚麼不承擔自己的責任?」呂慶耀認為,價值觀混淆會影響城市設計及生活環境,「如果任何事也要政府管,政府為了避免有意外發生,一管便會十分嚴格,令城市發展有愈來愈多限制,我們何不先管好自己?」

 

轉載自《iMONEY智富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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