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事政情

　　林鄭昨早(3日)在行會前說星期日的暴力活動，為經濟復甦「淋冷水」，她竟然以為在區議會前三、兩天的平靜，是真實的。她竟然相信，唉！

　　稍有政治智慧的人，也知道是背後政治力量的一個選舉策略。

　　在區議會選舉前的星期一，理工的情況如戰場搬，但就在選舉前三天，整個形勢突然變得平靜；街上沒有堵路、沒有衝擊、連一個蒙面人也沒有⋯⋯

　　為甚麼會停下來？不就是為了選舉。誰有這樣的能量？這樣的魄力可以一聲令下，整個香港回復平靜？

　　回復平靜，只是為了投票，不讓政府有取消選舉的藉口。星期日贏了選舉，星期六當然又上街了。

　　作為一個行政長官，連最基本的政治智慧也沒有。真不知道你還可以為香港帶來多少的傷害？

　　區議會和街道鬥爭，是背後政治力量操作的兩種技巧。區議會選舉是利用和理非去奪權，街頭抗爭是勇武衝撃，去凝聚力量。

　　不是早已說過和理非和勇武不割席嗎？兩者合流，背後政治力量才可達到腐蝕香港的根本利益，破壞一國兩制，甚至是改變便中國版圖，推翻共產黨統治。

　　當黃之鋒等人去美國游說通過《香港民主和人權法案》、當香港人舉起美國國旗，唱著美國國歌，感謝美國制裁香港時，林鄭竟然還和他們講道理？

　　他們是別人的棋子，所以從管治角度，警察去捉拿示威者、防止示威者破壞社會安寧；更重要還在其他環節，逮捕和檢控這些打著言論自由幌子的港人。

　　還要和他們講道理？反修例事件挑動了大部分港人恐共和反共心理，但問題不在於此，而是在於假新聞，扭曲、誣蔑和抹黑資訊是有目的有預謀的運作，令整個事件變得醜陋和政治化。

　　況且，事件又和中美貿易戰緊扣一起，香港成為特朗普和美國政界針對中國的棋子。一個香港特首，竟然以為選舉過後一天光晒，完全沒有政治智慧。

　　上星期政府宣布重開紅隧，記者問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如果紅隧繼續遭人破壞，政府會怎樣時，他竟然說政府沒有任何可以做，最多只有繼續譴責。

　　有沒有搞錯！

　　政府的責任是保護市民安居樂業，官員做不到便走人，怎麼可以說沒有任何工作可以做，你有執法者、有資源、有法例⋯⋯竟敢說最多只有繼續譴責。你們不如起身，不要讓香港死在你們身上。

　　張建宗的講法，好像向暴徒發出邀請，叫他們繼續破壞紅隧，因為政府甚麼也做不到，最多也不過是譴責一聲。

　　一個政務司司長，做了這麼多年官，收了這麼高人工，擁有這麼大的權力，竟然說出這樣不負責任、又沒腦的話來，完全是不合格。

　　拜托，兩位請躬鞠下台。

　　接受英國電視台採訪的次日是星期天，中國國內大學生發起的示威潮傳到了倫敦。我清早聽說中國留學生也會到美國大使館外示威，於是帶著相機趕往現場。抵達後發現除了中國留學生外，還來了大批塞爾維亞和俄羅斯民眾。他們並排在警察設置的鐵欄桿後，分別打出用各自國家語言和英文書寫的示威標語，一同抗議北約轟炸中國大使館。

中國留學生來到美國大使館外示威抗議（作者攝）

　　據個人的採訪經歷，我覺得這一天是見證了冷戰結束後，南聯盟、獨聯體等前社會主義國家，和中國的民間力量，首次為了共同訴求而一同走上街頭。這一幕還標誌了另一個微妙變化 -- 在此之前，南聯盟塞族和俄羅斯在政府和民間的關係都相對較為緊密，但中國大使館被炸之後，塞爾維亞與中國的關係也較前更為走近了。

南聯盟、獨聯體與中國民眾同場示威

　　與此同時，大使館被炸也打亂了我前往貝爾格萊德的採訪計劃，一方面固然是因為當地戰事升級令出行變得困難，另一方面更為主要的原因是，當時中國臨近加入世貿，中美關係有可能在這個自由貿易框架下獲得穩步升級，而大使館被炸確實可能對此構成短期干擾。在此背景下，留在資訊較為暢通的倫敦，與西敏寺和金融城保持接觸，更有利於跟進中美關係可能發生的變化。

　　此時我已長駐倫敦多年，採訪重點由初期的保守黨和工黨政權交替，進入至關重要的香港回歸倒數，以至亞洲爆發金融風暴後，轉為頻密跑金融城，之後又開始關注中國加入世貿的談判進程。在此期間，巴爾幹半島的戰火風煙不斷，南斯拉夫在內戰中裂解成縮小版的南聯盟。

　　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南聯盟內部又因為科索沃分離問題爆發新衝突，為北約出兵提供了導火線。1998年中，我去威爾斯採訪加迪夫歐盟峰會。這場峰會本來是標誌歐元的誕生，歐盟全面投入運作的盛會，但會場內的聚焦點卻變成了科索沃問題。我在這次峰會上，充分聆聽了歐洲政治和新聞界對南聯盟和科索沃問題的看法。個人感覺是，雖然南斯拉夫倒了，但歐盟並不打算容忍南聯盟的存在。

來自塞爾維亞和俄羅斯的民眾加入示威行列（作者攝）

歐盟坐收漁人之利

　　歐盟當時遲遲不動，只是想躲在後面，等美國主導的北約打頭陣，坐收漁人之利。就此角度而言，我始終認為把美國視為北約東擴的唯一力量是不正確的，其實歐盟也積極配合北約打通東擴的障礙，是這場擴張行動的利益持份者。事實上歐盟國家也積極參與美國在中東北非的軍事行動，以爭奪石油及基建利益。

　　這就是為甚麼特朗普上台後對歐盟很不滿，認為歐洲國家在佔美國便宜。參加完加迪夫峰會之後，為了增加自己對歐洲事務的整體認知，我更覺得有必要親赴前南斯拉夫地區，實地瞭解塞族和其他族群之間的衝突細節，判斷科索沃問題的真相。

　　早在1996年，我隨時任國家主席江澤民的代表團訪問西班牙，結識了新華社資深記者江亞平。他當時剛結束常駐貝爾格萊德的工作，是首位踏足前南斯拉夫地區進行戰地採訪，親眼目擊這個國家在內戰中瓦解的中國記者。他回國後出版了一本回憶錄，還送了一本給我。

　　在香港回歸前江亞平也調派到倫敦工作，我們自此經常見面。他因為曾親臨前南地區採訪，對當地內戰的原由和過程非常瞭解，對一些複雜的問題，不加思索就能詳細解釋一番。隨著北約進攻南聯盟的可能性上升，我開始籌措前往貝爾格萊德，自然就請老友教路，例如當地有沒有相對安全和方便工作的基站。

3名中國記者在空襲中殉職（互聯網）

聯繫貝爾格萊德大使館

　　他建議，在戰爭情況下最可行的棲身點就是中國大使館。我聽罷連連點頭，大使館不僅相對安全，較能保障電力、糧食和食水供應，在萬不得已時還可以跟使館人員一同撤離。雖然當時前往塞族地區要面對交通等各種困難，但如能找到工作基站的話，前往貝爾格萊德的最大障礙就解決了。

　　江亞平對前南地區較熟悉，答應我出發前代為聯繫貝爾格萊德大使館，我也開始準備行裝與採訪器材，找尋合適時機「入場」。如前所述，當時巴爾幹問題並不是我的「本業」，於是我又被倫敦的日常新聞工作拖延了一段時間。至北約正式轟炸南聯盟後，全球新聞焦點轉向當地，我終於也等到了前行的時機。

　　不料就在此時，傳來大使館被炸消息，3名身處館內的中國新聞同行當場殉職，在此再次向他們致敬。如果我當時身在貝爾格萊德，不知道命運會是如何，但可以確定的是，這場採訪沒能成行，是我記者生涯中很大的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