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事政情

　　儘管離2024年美國總統大選投票日還有一年多時間，而且民主黨與共和黨尚未正式確定其總統候選人，但各界普遍相信，現任總統拜登將與前總統特朗普再次對決。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的最新民調顯示，特朗普在共和黨選民中的支持度達59%，排在他後面的佛羅里達州州長德桑蒂斯僅得到16%的支持，其他幾位候選人都沒超過10%。官司纏身的特朗普人氣未減，獲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提名似乎已成定局。NBC的民調顯示，假如現在投票，拜登與特朗普得票率相等，各佔46%，即兩人都能保住「基本盤」，若一方的「基本盤」被對手蠶食，則有可能輸掉選舉。

罷工地點成拉票舞台，政客紛至冀搶奪票源

　　美國汽車工人聯合會（UAW）本月發起的大罷工，對拜登的選情構成潛在風險，因為UAW一貫支持民主黨，其會員理應算是拜登的「基本盤」。拜登經常說，「我是美國歷史上最支持工會的總統」（the most pro-union president），但如果他的政府不能幫助工會實現罷工的目標，顯然會令工會失望，甚至導致工會會員及其家人明年在大選中不投他的票（或者不參加投票），客觀上等於幫助特朗普第二次當選。

　　因此，罷工開始後，白宮有意派兩名政府官員協助工會與三大車企（通用、福特、斯特蘭蒂斯）展開談判，但後來又改變主意。官方的解釋是，談判應在工會與車企之間進行，以便達致雙贏，政府不應干預。在工會看來，這種袖手旁觀態度不像是「最支持工會的總統」所為，於是白宮又轉為積極參與。拜登和政府高官近日都強調，車企取得了創紀錄的高盈利，應當讓為此做出實際貢獻的工人分享他們所創造的價值。換句話說，白宮變相對車企施壓，督促他們盡快與工會達成新的協議，從而結束罷工。

　　特朗普藉機批評拜登無能，並表示要去密歇根州一個汽車部件生產廠舉行競選造勢活動，擺明是想「蹭罷工的熱度」，而恰在此時UAW宣布擴大罷工範圍，從原有的1.3萬人增加到1.86萬人。於是，拜登上周臨時宣布，他將在今天（26日）前往密歇根州罷工一線去看望工人，顯然是想搶在特朗普之前出現在罷工地點，一樣是為了蹭熱度。

昔日工會可左右大選，今日藍領非一黨鐵票

　　雖然工會有相當大的組織能力，可以動員會員和家屬在各地為某一位總統候選人「掃街拉票」，但對比上世紀60、70年代，美國的工會已經萎縮了，而其會員也不像當年那樣一面倒支持民主黨。30年前，製造業的自動化和辦公的電腦化還未普及，產業鏈的全球化還沒出現，美國仍是出口大國，其工業製成品的出口仍佔世界第一位。製造業工人和運輸工人是美國「藍領」的主力軍，勞聯產聯（AFL-CIO）及其附屬工會的會員總數達2000萬人（1979年），那時的UAW會員人數超過150萬，工會領導人利用「集體談判權」為工人爭取到更高工資和更好的福利待遇。

　　如今UAW雖然還是美國汽車行業最大的工會，會員來自三大本土車企及眾多零部件供應商，但總共只有14.6萬會員，不足昔日的十分之一，這與與美國各州的勞工政策也有關係。三大車企的工廠較多在工會勢力強大的密歇根州、俄亥俄州等中西部州，但外國車企30年前進入美國設廠時，已選址在工會實力較弱的南卡羅萊納、北卡羅萊納、佐治亞、阿拉巴馬等十幾個南部州份，這些州不要求工人必須參加工會並繳付會費。德國名車寶馬（BMW）在南卡羅萊納州查爾斯頓市附近設有一家總裝廠，大約20年前我去那裏採訪過，還在高速公路上試駕過Z3跑車。當地負責吸引外資的官員非常自豪地介紹說，寶馬車廠給整個地區帶來大量就業機會，而沒有工會的「阻礙」，是吸引寶馬到該州設廠的重要原因之一。

（AP）

　　工會會員的政治立場也有了很大改變。有工會會員向記者表示，特朗普提出的「美國第一」貿易保護主義政策有利於美國工人保住飯碗，而拜登政府宣傳環保概念，推動電動車的發展，只會令更多汽車工人失業，因為生產電動車比傳統燃油汽車更節省人力。顯而易見，「工會會員」不等於是拜登的支持者。同時，在過去兩屆大選中，沒有大學文憑的「藍領」選民較多支持特朗普，而汽車工人是典型的「藍領」。

工會領袖銜使命赴京，建交談判任美方代表

　　美國的選舉體制導致官場上經常出現各種「回報」，一旦參選人獲勝，曾經為其競選活動出錢出力的人便會要求「兌現承諾」，包括伸手要官。也有一些人自己並未主動要求回報，但被當選者挑中，負起重大責任，UAW前主席伍德科克（Leonard Woodcock）屬於後者。

　　伍德科克出生於勞工家庭，在上世紀30年代大蕭條時被迫從大學輟學，進入工廠做工，並跟著父親一起參加工會運動，多年後成為工會領袖。1970年UAW主席因飛機失事喪生，伍德科克被選為新的領導人，帶領工會與資方展開各種談判，捍衛工人的權益，包括為UAW下屬所有女性成員爭取到產假。

　　1977年66歲的UAW主席伍德科克退休，剛剛上任的卡特總統不僅要感謝他帶領UAW會員為他助選，而且希望這位談判專家能為中美建交貢獻智慧，於是他提名伍德科克任美國駐華聯絡處主任。伍德科克抵京之後，在卡特的直接指示下與中國領導人展開多輪談判，為兩國在1978年12月16日發表《中美建交公報》立下汗馬功勞。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伍德科克被任命為美國首任駐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使。20年後，在白宮舉行的美國批准中國「貿易最惠國待遇」20周年紀念會上，卡特總統特意提到，伍德科克在1979年代表美方與中方談成了第一個雙邊貿易協議，這是他對中美關係的一大貢獻。

　　UAW在伍德科克那個年代具有強大的政治影響力，如今已「雄風不再」。工會領導人需要更有智慧，更懂得調動各種力量，否則就無法為工人爭取到合理報酬和福利。當眼下這場罷工結束時，才可能判斷這一代工會領導人是否善用資源，在政治領域工會的影響力究竟有多大。

　　伊朗總統萊希和外長阿卜杜拉希揚齊齊在空難中身亡，引發不少陰謀論。這也難怪，三架官方直升機結束官式活動同時起飛，其餘兩架安全著陸，就只有萊希乘坐的直升機出事，加上伊朗和以色列及美國因加沙危機問題，關係迅速惡化，伊以兩國早前甚至正面衝突，況且美國和以色列有暗殺伊朗領導高層前科，因此萊希之死無法不令陰謀論不脛而走。

　　陰謀論沒有證據，只是揣測推斷，而在這事件中，用傳統智慧問一句：誰得益誰損失，一目了然。過去數年間，伊朗多名高級將領被美以兩國暗殺，今次墜機連總統和外長也一同罹難，令伊朗領導層人才損失可謂不輕，特別處於目前嚴峻的外在環境，美以兩國早加強對伊朗的反制措施，大有除之而後快之感；至於中東地區那「什葉派之弧」，又何去何從？

伊朗總統萊希在直升機意外中罹難，事故原因引來外界諸多揣測。(AP)

　　大家都關注伊朗最高精神領袖哈梅內伊怎樣重新部署，但不要忘記，該國除了外患，更有內憂。有一國際媒體訪問伊朗國際關係教授，他大談萊希在國內如何受歡迎，葬禮必定哄動云云，可是，只要回看2021年總統大選，投票率創歷史新低，今年3月的國會選舉更低，只達41%，首都德黑蘭更離奇地低至24%，從中可看到伊朗內部的不滿情緒，用選票作沉默抗議。

　　事實上，3年前的大選，萊希的參選是富爭議性的。他和哈梅內伊關係密切，後者並親手提拔他，為了讓他坐上總統寶座，不惜排擠溫和派和改革派於參選門外，國會選舉亦一樣。有趣的是，該次總統大選其中一名參選者就是前總統內賈德，他雖強硬，但屬世俗派，不算根正苗紅，也被踢出局，令他大呼杯葛選舉。

　　過去多年以來，哈梅內伊不斷鞏固教士利益集團的勢力，令伊朗社會內部嚴重分裂。保守教士們緊抓權力不放，內外都採取極其強硬的路線。雖說萊希在任期間於中國調停下，願意和沙特阿拉伯和解，重建邦交，但在國內卻加強伊斯蘭傳統規範，使得年輕人非常不滿，尤其年輕女性。年前有一名20歲女子因戴頭巾不當被宗教警察活活打死，引發示威浪潮，之後雖被鎮壓下來，但在人民心中已形成一道裂痕。

2022年伊朗一名女子因戴頭巾不當被宗教警察打死，引發示威浪潮。(AP)

　　其實教士中也有小部分屬溫和開明派，例如在1997年至2005年出任總統的哈塔米，和改革派站在一起推動了不少改革；再近一點就是萊希的前任魯哈尼，他放寬了好些傳統規範。只是好景不常，保守派在哈梅內伊的安排下再度抬頭，令伊朗年輕人的挫敗感特別強，他們總希望能和世界溝通接軌，解除加諸於伊朗的嚴厲制裁。

　　不過，教士在伊朗政治裏的角色特殊。19世紀末新思潮湧現，風雲變幻，有識之士企圖推翻專制無能的王朝，舉起民族復興和憲制革命的旗幟，來抵擋西方的入侵。不過，當中卻有個特色，就是教士異常投入，並且起著領導作用，令憲法革命諷刺地帶有宗教烙印。

　　無論如何，專制被推翻後，20世紀初的憲制革命無疑是伊朗現代化的里程碑，它確立了伊朗以憲法治國之道及引入議會民主元素，即使不是坦途，而教士也一直發揮重要的角色，成為一股政治力量，並為1979年的伊斯蘭革命埋下種子。

　　1979年伊斯蘭革命成功後，為伊斯蘭共和國度身訂造的新憲法出籠，專家委員會選舉最高宗教領袖兼任國家最高領導人，他是政教合一的象徵。自1989年霍梅尼去世後，哈梅内伊繼任至今。在哈梅內伊之下，就是民選總統和國會。伊朗所實行的是總統內閣制，總統是繼宗教領袖後第二位國家最高領導人，由一人一票選舉產生，任期4年，可連任一屆。不過，總統候選人的資格，卻要由憲制監護委員會確認。

伊朗最高精神領袖哈梅內伊的權力，凌駕於民選總統和國會之上。(AP)

　　該委員會由最高精神領袖領導，除總統候選人資格外，還會負責監察民選國會的決議，確保合乎伊斯蘭教義和憲法原則。在此，我們可以明白到，宗教信仰在伊朗的重要性，即使司法部門的領導人，亦是由最高宗教領袖任命。但是，在憲法裏，行政、司法和立法部門之間，又擁有相對的獨立性。

　　總之，除了伊斯蘭宗教、體制、教規、共和制及最高領袖的權力不能動搖外，其餘都可按人民的選票決定。如有人欲改變伊斯蘭革命建立的制度基礎，均一律被視之為大逆不道。面對這個「金剛圈」，自稱爲改革派的政治領袖亦不敢觸碰，極其量只是在一個大框框裏進行修補工作，而人們也難輕言革命。

　　另方面，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一直期待伊朗會出現另一場天翻地覆的革命，推倒神權制度，建立合乎西方利益的世俗政度，一如1979年前巴列維國王的「白色革命」。伊朗人民又怎樣想呢？當我多年前在伊朗採訪當地人時，他們表示不要走回頭路，但也不想在伊斯蘭保守規範下故步自封。可是，在西方虎視眈眈下，其中一名年輕人反問，西方願意給伊朗走自己的民主路，和西方重建關係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