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事政情

　　中美洲多年來本是親台北基地，但隨著近年左翼陣營在選民求變心切下逐一重返政壇，上台後他們面對最大的挑戰就是經濟，因此北京便被他們視為最大的經濟助力。過去數年來從尼加拉瓜到洪都拉斯等，紛紛「變節」，轉和北京建交。而剛上任履職的危地馬拉左翼新總統阿雷瓦洛日前宣布，在保持和台北的關係之同時，希望與北京建立更緊密的經貿關係，大家好奇這會否很快導致該國全面棄台。目前危地馬拉是台灣僅餘的12個邦交國之一。

　　無論結果如何，我們有必要先了解阿雷瓦洛和其所領導的危地馬拉。如果說阿氏因經濟靠向北京，倒不如看看他是否因要擺脫美國的影響，而要尋找強大的夥伴來作靠山。事實上，拉美左翼和中國也有歷史淵源。

 危地馬拉雖是中美洲最大經濟體，但發展落後，近年有大量國民非法湧到美國。(Shutterstock)

　　我們認識危地馬拉這個中美洲最大的國家，可能是透過近年該國有大量非法移民湧到美國邊境，帶動同樣陷於經濟困境的中美洲各國老百姓跟隨以身犯險，製造了一幕幕的大遷移，不僅震動美國，也令國際媒體大肆追蹤報道。

　　拉美陷經濟危機，除由於當地極為嚴重的貪腐現象外，當地人民也歸咎於美國的「門羅主義」，視拉美為其後園而盡情剝削。就以危地馬拉為例子，筆者多年前曾前往當地採訪，走到首都危地馬拉城，一個城市，分成多個世界，第一區多罪犯流連，第四區則是吸毒者的基地，兩個地區都可以看到不少警察和軍人持槍巡邏。

　　危城現在面對的問題，就是毒品與槍枝氾濫。一位危城第三十九電視台的記者表示，這是戰爭的後遺症。有不少前軍人戰後失業，於是加入保安行業，但他們仍掌有槍枝來源，同時用槍亦非常隨便，令暴力難消。36年的內戰，徹底把危地馬拉變成一個充滿暴力、神經兮兮的國家，內戰的噩夢仍然纏擾不斷。

　　事實上，危地馬拉最為人所詬病的，就是36年的內戰和不斷交替的軍人獨裁政權。自1821年獨立以來，一個接一個軍人執政，過程裏偶有出現有心推動改革的開明派領導人，但統治壽命都不長，一個政治風暴湧來，便連人帶改革的努力一起捲走。其中的開明派莫拉桑(Francisco Morazan)最令人津津樂道的，就是大刀闊斧實行一系列改革，惟觸動當時的封建貴族、大地主和保守天主教教會的利益，引發有關利益集團的叛亂，叛亂得以成功，實有賴於英國和美國背後大力支援 。

 　　危地馬拉長時間由軍人政權掌政，並曾經歷長達36年的內戰。(Shutterstock)

　　莫拉桑倒下，連他在位時致力維繫的中美洲共和國聯邦(Federation Republic of Central America) 也一併倒下，自此中美洲分裂成多個小國。同樣的個案不斷上演，美英直接或間接一手把危國推入黑暗時代，目的是要確保危國作為美英政治經濟「後院」的角色。

　　另一個經典的例子，是民族愛國左翼總統阿本茲(Jacobo Arbenz Guzman)，與美國聯合水果公司等壟斷危國資源的既得利益外資集團之間的角力，最後還是逃不過美國中央情報局和當地保守勢力聯合發動的軍事顛覆，飲恨而終。

　　阿本茲的下台，把危地馬拉推進漫長的內戰中。1982年，當時的總統Jose Efrain Rio將軍推行臭名遠播的「變色地球」(Scorched Earth)政策。他是福音派基督徒，與美國關係密切，他打出反共和反左翼游擊叛亂的旗幟，借機清洗超過400個瑪雅裔原住民村落，20萬瑪雅人遇害和失蹤，10萬難民逃往墨西哥。

　　到了2009年3月，危地馬拉政府才公開當年700萬個軍方秘密檔案，讓歷史逐步曝光。與此同時，美國的國家安全資料庫(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也公開了國務院情報及研究部門有關那場大屠殺的檔案，顯示當時危國軍方由美國培訓反叛亂技巧，並預先知道他們要進行屠殺。

　　為回應這一場大屠殺，當年有四個游擊隊組織合組成「危地馬拉全國革命團結黨」(URNG)，企圖以聯合力量，擊退獨裁的暴力政權。直到現在，已是一個合法政黨。

　　聯合國屬下的歷史釐清委員會，在內戰結束三年後，做了一個18個月長的深度調查，把結果彙集成報告，題為「沉默的記憶」(Memory of Silence)，證明危國36年的內戰，以及內戰所造成的人權傷害，美國正是共犯。

阿雷瓦洛當選總統後，致力擺脫美國的影響。(AP)

　　阿雷瓦洛的父親原來是危地馬拉首任民選左翼總統，結果在位期間就遭到了美國的政治脅迫。為了把親美的總統推選上位，美國對阿雷瓦洛的父親百般發難，最終這位老總統四處流亡，在流亡中逝世。那麼，我們便明白阿雷瓦洛為何要擺脫美國的影響。對於美國而言，當然希望保住危地馬拉和台灣的邦交關係，但阿雷瓦洛立刻表示危地馬拉是個主權國家，有其自主的外交政策。佔危國一半人口的原住民瑪雅族選民早在大選前表示，希望阿雷瓦洛帶領國家走出美國的陰影，推動利民的大改革。

　　如果危地馬拉最後也轉向北京建立邦交的話，小國伯利茲將是台灣在中美洲地區最後的盟友了。

　　相信沒有多少人留意斯洛伐克這個中歐小國，但日前該國總理菲佐(Robert Fico)在公眾地方遭槍擊，性命垂危，可以說是震驚歐洲，畢竟斯洛伐克是歐盟成員國。有趣的是，這個成員和匈牙利一樣，在歐盟眼中也是名「壞孩子」，遠歐盟而親普京，對美國亦極盡批判之能事，即使兩國也是北約成員國。

　　不過，這都與領導人有極大關係，菲佐和匈牙利總理奧爾班同是民粹民族主義者，在政策上大同小異。他們兩位對俄烏戰爭持相同態度，就是北約煽動烏克蘭惹來的禍端，因此對烏克蘭難民極不友善，甚至向他們說不。

斯洛伐克總理菲佐屬民粹民族主義者，對烏克蘭難民極不友善。(AP)

　　奇怪的是，我們可以說奧爾班領導的青年民主主義者聯盟－匈牙利公民聯盟是個極右政黨，但菲佐所創辦的方向－社會民主黨（簡稱方向黨），在政治光譜上卻屬左翼，乃是在1999年從民主左派黨分裂出來，2005年再從民主左派黨和其他中間偏左政黨吸收成員，成立了現時的方向黨。至於菲佐，他則在1989年前曾加入當時主政的共產黨。

　　說到1989年的中東歐巨變，我們自然想起原屬於捷克一部分的斯洛伐克，在巨變後如何逐步和平分手，被國際社會一時稱頌。

　　1990年當東西德統一後不久，捷克與斯洛伐克卻開始醞釀分道揚鑣。到了1992年，捷克與斯洛伐克正式「離婚」，這發生在1989年捷克「天鵝絨革命」之後，因此，人們也稱該次兩地「離婚」為一次「天鵝絨式離婚」，沒有流血，和平告別，如天鵝絨一樣順滑。

1989年捷克發生「天鵝絨革命」，開啟了該國的民主進程。(AP)

　　當時，有不少媒體把兩地能和平分手，歸功於「天鵝絨革命」精神領袖哈維爾，他當時任捷克總統。可是，當我多次採訪捷克和斯洛伐克後，發現原來事實卻相反。當捷克和斯洛伐克正式展開民主進程時，斯洛伐克民族主義者開始發難，要求獨立；哈維爾四處奔波，希望能平息獨立之聲，並提出聯邦制，給予斯洛伐克更多自治權。

　　我在布拉格與一名歷史學教授聊天時，他告訴我，哈維爾根本不希望見到兩地分裂，只不過他的總理、後來成為總統的克勞斯(V. Klaus)，與斯洛伐克民族主義者作了個交易，他迅速在國會通過讓斯洛伐克獨立的議案。克勞斯動作之快，令哈維爾無法不作妥協，從中可以看到哈維爾從頭到尾只不過是一個文人，他無法處理複雜的政治。

 「天鵝絨革命」的精神領袖哈維爾，原來並不希望見到捷克和斯洛伐克分裂。(AP)

　　無論如何，斯洛伐克於1993年1月1日獨立至今已30年了，過去30年來也的確與捷克和平相處，她的經濟亦逐步走上軌道，並且在前共產歐洲國家中，該國乃是第二個使用歐元的國家，第一個改用歐元的是斯洛文尼亞——一個前南斯拉夫地方。

　　在採訪過程中，我發覺理想革命是一回事，現實政治又是另一回事。現在，有捷克人表示，「天鵝絨革命」早已被騎劫了，那斯洛伐克又怎樣說呢？長途公車從布拉格駛向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發(Bratislava)，共4小時車程。我終於向美麗的布拉格揮別。

　　布拉迪斯拉發這個我在1993年初訪的城市，2019年東歐巨變30周年時重臨已感到陌生，走時依然陌生。其實，斯洛伐克外貌沒有多大變化，除了街頭巷尾出現令我討厭的賭場外，她依然典雅。但景物依舊，人面已變。時間，的確是宇宙萬物最大的考驗，它與權力和金錢一樣，是測試一個人情操的最後誘惑。

在過去的30年，歐洲面對融合的難題，並潛藏分裂隱憂。(AP)

　　事實上，斯洛伐克獨立後約30年期間，整個民主化過程與其他中東歐國家面對相同的挑戰，貪腐是一大問題，無論左翼或右翼，都是一個銅幣的兩面，金權是最大的考驗。斯洛伐克總理菲佐在任期間，亦有捲入多宗貪腐的爭議中，而他的疑歐和民族主義立場，不僅代表著新舊歐洲過去30年的融合難題，還有歐洲的潛藏分裂隱憂，從習近平最近訪問歐洲三國已看出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