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事政情

　　在香港，每天看著有關加沙的新聞，當地人面對以色列每天的狂轟濫炸，切齒哀號，生不如死，缺水缺食物，家園盡毁，更甚者遭滅門之禍，每天生活猶如在俄羅斯輪盤之下。我時常自問，作為記者，難道我就只能在家中觀看嗎？不，我要起來行動，至少讓讀者多了解加沙巴人的故事。可是，外國記者根本無法進入加沙，那我就先飛往開羅，尋找逃到埃及的加沙巴人家庭。

　　3月初我到了開羅，一星期後伊斯蘭教的齋戒月開始，共30天，穆斯林視為「神聖月份」，可說是伊斯蘭重要節日之一，虔誠的穆斯林遵守日出後到日落前不飲不食，日落後結束禁食，大家好好吃一頓開齋飯，並且會與親友鄰居分享食物，其背後的意義就是透過禁食對窮人感同身受，建立一份同理心，還學習放下自私懂得分享。

　　去年的齋戒月我在本欄寫了篇《齋戒月的和平聯想》，一年後今次的齋戒月，卻並不和平，以色列完全不尊重穆斯林的節日，沒有停火好讓加沙巴人喘息一下，給他們好好吃頓開齋飯，他們繼續處於砲火連天、飢寒交迫的境況。事實上，自以色列開戰以來，加沙巴人缺糧程度已導致大部分人口嚴重營養不良，有好些兒童因極度飢餓致身體衰竭而亡。在加沙這個人間地獄，他們如何能迎接齋戒月？　　

加沙巴人在砲火連天的惡劣環境下，繼續遵守齋戒月的規定。(AP)

　　我在開羅探訪了好幾個幸運地能擺脫以色列屠殺魔爪、逃了出來的加沙巴人家庭。其中一個家庭的男主人薩伊達，原本在汗尤尼斯的納賽爾醫院當急症護士，他曾頂著以色列的空襲死守醫院100天，100天內沒有踏出過醫院亦沒有回家，結果這間加沙最大的醫院之一亦難逃變成灰燼的命運。
 
　　生命朝不保夕，他惟有帶著擁有埃及護照的太太和四個孩子，逃離每天都充滿死亡氣味的加沙，來到開羅除了保命外，已一無所有，生活無以為繼，前路茫茫，埃及政府或民間組織又少有支援，這是大部分加沙巴人在埃及的處境。幸好在我出發前，有多位有心朋友託下帶了些善款，我把這些善款放入紅色的利是封送給他們，以解他們的燃眉之急。他們大受感動，不在於善款，而是遠在東亞的我們，沒有把他們遺忘。

薩伊達（左二）帶著妻子及四個孩子逃離加沙，在開羅開展新生活。（圖片由作者提供）

　　薩伊達表示，這對他們在精神上是很大的支持。他們曾仰望蒼天，問為何全世界看著加沙每天上演大屠殺，卻沒有國家出手制止，他們是否被遺棄了？特別在齋戒月，他們更是百感交集。想到去年的齋戒月，他們如常在節日開始前，到市集購買齋戒的裝飾品、準備開齋的食物如椰棗等，以及小孩的禮物。可是，如今加沙巴人根本就沒得吃，更難過的是不少家庭面對家破人亡、物非人非。

　　去年齊齊整整的家庭現在已支離破碎，他們無法在和平中慶祝節日，也沒有清真寺可以去禱告，因大部分已被摧毀，亦缺食物和親友分享開齋飯，更不要說各家庭互訪了；他們失去房子，大部分露宿在帳幕中，衣不蔽體。反之，他們只能利用這個機會集體悼念家中亡者，他們稱之為殉道者，就在這個齋戒月，向他們作最後的道別，空氣中瀰漫濃濃的哀愁。

 Maqluba是巴勒斯坦人的傳統菜（圖片由作者提供）

　　薩伊達邀請我分享他們的開齋飯，他們做了個叫Maqluba的巴勒斯坦人傳統菜，是個具有巴勒斯坦文化特色的大盤雞飯。他說，過去幾個月來在加沙根本沒可能做這個飯，而他們一家自以色列攻擊加沙後也吃不到半粒米，現在在開羅煮這個菜，還能邀請客人來分享，心情無法形容，不禁想到仍留在加沙的親友，生死難料，面對這大盤雞飯，實在是百般滋味在心頭。

　　相信沒有多少人留意斯洛伐克這個中歐小國，但日前該國總理菲佐(Robert Fico)在公眾地方遭槍擊，性命垂危，可以說是震驚歐洲，畢竟斯洛伐克是歐盟成員國。有趣的是，這個成員和匈牙利一樣，在歐盟眼中也是名「壞孩子」，遠歐盟而親普京，對美國亦極盡批判之能事，即使兩國也是北約成員國。

　　不過，這都與領導人有極大關係，菲佐和匈牙利總理奧爾班同是民粹民族主義者，在政策上大同小異。他們兩位對俄烏戰爭持相同態度，就是北約煽動烏克蘭惹來的禍端，因此對烏克蘭難民極不友善，甚至向他們說不。

斯洛伐克總理菲佐屬民粹民族主義者，對烏克蘭難民極不友善。(AP)

　　奇怪的是，我們可以說奧爾班領導的青年民主主義者聯盟－匈牙利公民聯盟是個極右政黨，但菲佐所創辦的方向－社會民主黨（簡稱方向黨），在政治光譜上卻屬左翼，乃是在1999年從民主左派黨分裂出來，2005年再從民主左派黨和其他中間偏左政黨吸收成員，成立了現時的方向黨。至於菲佐，他則在1989年前曾加入當時主政的共產黨。

　　說到1989年的中東歐巨變，我們自然想起原屬於捷克一部分的斯洛伐克，在巨變後如何逐步和平分手，被國際社會一時稱頌。

　　1990年當東西德統一後不久，捷克與斯洛伐克卻開始醞釀分道揚鑣。到了1992年，捷克與斯洛伐克正式「離婚」，這發生在1989年捷克「天鵝絨革命」之後，因此，人們也稱該次兩地「離婚」為一次「天鵝絨式離婚」，沒有流血，和平告別，如天鵝絨一樣順滑。

1989年捷克發生「天鵝絨革命」，開啟了該國的民主進程。(AP)

　　當時，有不少媒體把兩地能和平分手，歸功於「天鵝絨革命」精神領袖哈維爾，他當時任捷克總統。可是，當我多次採訪捷克和斯洛伐克後，發現原來事實卻相反。當捷克和斯洛伐克正式展開民主進程時，斯洛伐克民族主義者開始發難，要求獨立；哈維爾四處奔波，希望能平息獨立之聲，並提出聯邦制，給予斯洛伐克更多自治權。

　　我在布拉格與一名歷史學教授聊天時，他告訴我，哈維爾根本不希望見到兩地分裂，只不過他的總理、後來成為總統的克勞斯(V. Klaus)，與斯洛伐克民族主義者作了個交易，他迅速在國會通過讓斯洛伐克獨立的議案。克勞斯動作之快，令哈維爾無法不作妥協，從中可以看到哈維爾從頭到尾只不過是一個文人，他無法處理複雜的政治。

 「天鵝絨革命」的精神領袖哈維爾，原來並不希望見到捷克和斯洛伐克分裂。(AP)

　　無論如何，斯洛伐克於1993年1月1日獨立至今已30年了，過去30年來也的確與捷克和平相處，她的經濟亦逐步走上軌道，並且在前共產歐洲國家中，該國乃是第二個使用歐元的國家，第一個改用歐元的是斯洛文尼亞——一個前南斯拉夫地方。

　　在採訪過程中，我發覺理想革命是一回事，現實政治又是另一回事。現在，有捷克人表示，「天鵝絨革命」早已被騎劫了，那斯洛伐克又怎樣說呢？長途公車從布拉格駛向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發(Bratislava)，共4小時車程。我終於向美麗的布拉格揮別。

　　布拉迪斯拉發這個我在1993年初訪的城市，2019年東歐巨變30周年時重臨已感到陌生，走時依然陌生。其實，斯洛伐克外貌沒有多大變化，除了街頭巷尾出現令我討厭的賭場外，她依然典雅。但景物依舊，人面已變。時間，的確是宇宙萬物最大的考驗，它與權力和金錢一樣，是測試一個人情操的最後誘惑。

在過去的30年，歐洲面對融合的難題，並潛藏分裂隱憂。(AP)

　　事實上，斯洛伐克獨立後約30年期間，整個民主化過程與其他中東歐國家面對相同的挑戰，貪腐是一大問題，無論左翼或右翼，都是一個銅幣的兩面，金權是最大的考驗。斯洛伐克總理菲佐在任期間，亦有捲入多宗貪腐的爭議中，而他的疑歐和民族主義立場，不僅代表著新舊歐洲過去30年的融合難題，還有歐洲的潛藏分裂隱憂，從習近平最近訪問歐洲三國已看出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