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經濟增速在過去十年間基本減半，2012年GDP增長超過10%，而2023年的經濟目標僅為5%。中國經濟為何如此快速地放緩，我們又該如何期待未來的趨勢？
　　按常理來說，任何人均收入達到1萬美元的經濟體都會出現結構性減速。然而，中國經濟早在達到這一基準之前就已經開始放緩。一些人認為，新冠疫情衝擊和其帶來的一系列不確定性是經濟放緩超過預期的原因，但這種解釋忽略了一個事實：中國經濟放緩最快的時期在2012-2019年，2019年的GDP增速僅為6.1%。
　　除了疫情衝擊導致的投資者情緒惡化這個因素外，中國的經濟減速其實更多地與一些結構性不平衡相關。這些結構性不平衡曾經促成了中國的經濟奇跡，但也導致了最棘手的問題：過高的儲蓄和頑固的低消費。
　　中國的儲蓄率佔GDP比重仍然在45%左右，這意味著每年大筆的資金用於投資，但不一定是通過最高效的管道。一個例子是貴州山區，因擁有多座世界最高橋樑而聞名。貴州是中國最貧困的地區之一，有人可能會說，貴州對基礎設施的投資幫助該省擺脫了貧困，還贏得了國家的特別讚揚。
　　但是貴州為此付出了高昂的成本。貴州是中國負債最重的省份之一，如果將表外負債也計算在內，貴州的公共負債約佔GDP的137%。中國各省積累的巨額借款已成為一個大問題，其中大部分是通過不透明的地方政府融資平台籌集的。事實上，政府的負債離不開過高的儲蓄為其提供的隱形幫助。
　　對中國基礎設施的褒揚同時也伴隨著警示，即機會成本的問題。為了建設一流的基礎設施，中國政府不得不做出艱難的選擇，包括接受大量的垃圾，這使得中國的投資回報率降至歷史最低水準。中國企業也是如此，企業以快速提高槓桿率為代價（目前約為GDP的160%），開啟了大規模的投資狂潮。中國極高的儲蓄率成為一個披著偽裝的「糖衣炮彈」，它令投資增長得非常容易，特別是在基礎設施和房地產方面，但沒有足夠的回報率方面的約束。
　　另一方面，中國的低消費是政府也很清楚的一個問題。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國務院重新平衡經濟，向以消費為基礎的發展模式傾斜，但此後並未再次出現大規模的進展。鑒於中國在設定和實現經濟目標方面一直很出色，人們想知道再平衡為何如此難以實現。事實上，要想實現這個目標，中國發展模式的核心原則需要改變。
　　作為生產者、監管者和計畫者的核心原則對國家的經濟活動至關重要。相對地不那麼鼓勵消費、而是支持固定資產投資的偏好反映在補貼投資上－－與潛在增長率相比，中國的利率非常低　－－同時工資水平被壓低。全球金融危機後，國務院努力推動工資水平提升，但家庭儲蓄率依舊頑固地保持在很高的水平，至今與2010年時一樣佔GDP的45.9%。原因在於福利國家的缺失，或者說中國將其等同於「福利主義」來加以避免。退休時缺乏充足的養老金、以及缺乏真正的全民醫療保險，阻礙了家庭的支出。此外，近些年的國際事態發展也不利於提振消費，例如中美戰略競爭所帶來的敵對外部環境。
　　整體而言，中國經濟的快速放緩是結構性因素導致的，不能完全用疫情衝擊來解釋。這是中國的發展模式所帶來的固有問題，因此能夠緩解這種結構性減速的政策極難實施。在可預見的未來，預計中國經濟將會進一步放緩。
《法國外貿銀行亞太區首席經濟師　艾西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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