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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11/2016

想飛的人已不知如何正常走路

　　2015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斯維拉娜·亞歷塞維奇的作品，過去大都是記述戰爭和蘇聯解體以前的事。2013年，她寫了一本蘇聯解體後的人民訪談錄，書名叫《二手時間》。

　　這部作品仍然是採取口述採訪的形式，但採訪對象談的，是蘇聯解體後，從1991年到2012年二十年間俄羅斯普通人的生活。在書中，從學者到清潔工，他們的真實講述呈現出一個重大的時代，一個社會的變動，為這一段歷史賦予了人性的面孔。

　　新一代已經成長，他們不再像他們的父輩那樣關心理想和信仰。小人物訴說他們曾經如何追尋信仰、夢想，訴說二十年來的恐懼。他們為什麼無法適應急劇的現代化，為什麼近兩百年之後，俄國依然與歐洲相隔。本書分為上下兩部分，採訪了生長於追求理想時代的俄羅斯人和今天的俄羅斯人，呈現他們的生活細節，所感所想。

　　書名《二手時間》，「時間」用俄文，有時間與時代雙層意思。「二手」則用英文Second Hand：俄語中原本沒有「二手」這樣的說法，「二手」含有西方舶來之意。作者說：「今天的所有想法和語言全都來自別人，仿佛是昨天被人穿過的衣服……所以說是二手時間。」她在諾貝爾獎頒獎禮上說：「充滿希望的年代被充滿恐懼的年代所取代。這個時代在轉身、倒退。我們生活在一個二手時代。」

　　制度塑造人。蘇聯時代的人，接受了烏托邦理想，沉醉在詩歌和鮮花中。解體之時，想飛的人們已不知如何正常走路。因為蘇聯制度不可能給他們學習操作民主政治的條件和機會。極權政治的最大危害不是集中營，而是麻痺普通人的良知，掩蓋常識，混淆是非，製造耳塞目盲而自私的人。

　　亞歷塞維奇以令人絕望的陰冷，呈現著帝國的後裔在轉型中的彷徨與痛苦。自由改革沒有帶來許諾的自由、平等和富足，窮人逛商店像參觀博物館一樣無奈。昔日帝國的極權、暴政和欺騙，給那時代的人打上精神和人格的烙印，每一個人都是受害人同時也是告密者和劊子手，他們只會鬥爭不會生活。俄羅斯人，永遠把精神生活放在第一位：總要為一些崇高的事情活著。俄羅斯人在看到可憐人的時候，可以把身上最後一件襯衫脫下來送給他，但轉眼自己又會去偷去搶。

　　「越多談論自由，牛奶和麵包就消失得越快。」在過去的一個世紀裡，俄羅斯人在理想變為現實之後都面臨困境。第一次是建立蘇維埃國家，第二次則是解體實現民主理想。在廚房裡，書和夢想替代了生活，而現在夢想實現了，另一種生活開始了，他們發現廚房裡談論的理想和街頭上發生的事情不一樣。沒人能夠教你怎麼生活。一個時代的英雄，到了另一個時代就什麼都不是，精神病人越來越多，街頭犯罪率一直飆升。腋下夾著詩集的人不再受人尊重，這成了「一無是處」的象徵。

　　接近21世紀時，有三個俄國人這樣談論現況：

　　「我希望再出現個斯大林……」

　　「只要那裡是蘇維埃政權，哪怕是豬圈，我也樂意生活其中。」

　　「即使是牢籠，也是個溫暖的牢籠。」

　　這三個人都知道前蘇聯國家暴政的可怕，有人本身就是受害者。

　　蘇聯解體後，俄羅斯經濟改革造成了急劇的貧富分化，一小部分人攫取了絕大部分財富，而大部分人淪入貧困狀態。富人住高檔別墅，用黃金打造浴缸，窮人則流離失所，衣不蔽體，食不果腹。

　　說出「希望再出現個斯大林」的女士，對改革是不認同的，用她的話說，蘇聯不僅有「勞改營、政治告密和鐵幕，也有公平分享……」

　　說出「溫暖的牢籠」的是醫生，經濟上也是一個失敗者。

　　但說出「蘇維埃政權，哪怕是豬圈，我也樂意生活在其中」的匿名採訪者就不一樣了，他不是貧困潦倒的人，而是在克林姆林宮中身居要職。

　　斯大林時代直至蘇聯解體，蘇聯的經濟發展只體現在國家層面：重工業，軍備競賽和飛船上天，民眾生活一直處於很低的水平。

　　那位女士回憶說，牛奶、豬肉、香腸上架就被搶光，傢俱、皮包、內衣、襪子靠統一發放……為什麼我們明明完成甚至超額完成了計劃，商店仍空空如也？

　　醫生親眼目睹過「村民砍死一個孩子，煮熟了養活其他孩子」的慘劇，經歷過在地裡挖蚯蚓吃的生活。解體後的經濟改革再失敗，還能比這更差麼？

　　但對他們來說，經濟不是主要的。他們的思想和性格，都早已被打上鮮明的國家主義的時代烙印，因此才會想回到斯大林時代。

　　國家主義暴政培養出來的國民，在高壓下會成為奴隸，一旦卸去鐐銬，就會成為暴民。道理很簡單。他們沒有權利意識，當然就談不上尊重他人權利了。試想，一個人連自己生命都不在乎，怎麼可能在乎別人的生命呢？自己都不理解自由，又怎麼會尊重別人的自由呢？所以，蘇聯解體後，整個社會立即失控，藏在人們心靈深處獸性急劇爆發。

　　資本和權力勾結，掠奪財富；黑幫持槍在街頭遊蕩，魚肉弱者；不同種族和宗教的人們，互相殺戮，把不同信仰的男孩剝了皮，掛在樹上；把懷孕婦女殺死，用鐵釺挑出未出生的孩子；把人砍成肉醬，憑鞋子才能認出來是誰……

　　書中一個無名氏說，「我害怕自由，來一個醉鬼就可以燒掉我的房子。」

　　這就是他們對自由的理解。

　　只當過豬，沒當過人，當然無法面對一個沒有皮鞭和圍牆的世界！

　　在全書的末尾，亞歷塞維奇採訪了一個生活在偏遠農村的老婦人，她和那些城市居民仿佛居住在兩個世界。

　　對她來說，世界依然是多年前的模樣，在這巨大的時代震盪中，她什麼都沒有失去。「我很貧窮，幾十年來我都只關心那些生活必需品，人們說什麼，和我一點關係都沒有。」普京、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對她來說都是一樣。她只等待春天，那時候又可以開始新一輪的播種，而春天總是會來的──不像某些別的理想和希望。

　　她不被渺茫的希望折磨，也沒有歷史觀念，如同大地一樣卑微而堅強地活著。可能只有這樣的人民，才會覺得這二十多年，沒有經歷一場荒唐的時代悲喜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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