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事政情

　　英國御用大律師David Perry原先來港代表律政司，擔任黎智英等人所涉未經批准集結案的主控官，受聘後卻受到英國社會的壓力和批評，英國外相藍韜文更批評Perry「唯利是圖」。這是甚麼話！

　　律政司一直有聘請檢控官的做法，多以本地大律師為優先考慮，亦有向海外招手，可能基於案件的複雜性或專業性，例如海洋法和人權法等，律政司相信對本地法律的發展有幫助，便會外聘律師到港。

　　況且聘任海外律師需要法庭批准，並非律政司可以自把自為，而今次風波中的主角David Perry，亦自2010年10月多次來港處理檢控工作，包括檢控前特首曾蔭權、政務司司長許仕仁等，所以這一次並沒有甚麼特別之處。

　　英國不是一直強調三權分立、司法獨立嗎？為甚麼對David Perry來港擔黎智英等人案主控官，這麽著緊呢？這次高調介入，既有現任英外相藍韜文指David Perry接辦此案，令人覺得唯利是圖、不道德；又有前外相聶偉敬在報章批評David Perry，指他有權因「良知」而拒絕受聘。

　　先從普通法裏面兩個原則去看，第一、理論上大律師是不可拒絕辦理案件的，即Cab Rank Rule，原因就是要表明法律公正，不偏不倚；不管他代表了一件案的主控或抗辯一方，他不能先衡量對主控還是辯方有利，才決定接班案件，所以基本原則是第一個找他的人，他就要承辦。

　　另一個原則就是同等火力Equality of Arms，意思就是當有一方使用、超級大狀、御用大律師時，另一方沒有律師代表，這便是火力不對稱。維持這原則亦是司法公義的一部分，之所以有法律援助的出現。

　　以此案為例， David Perry是沒有理由拒絕案件的；有人以英國大律師行為守則第C30條，指有關原則並不適用在海外的案件。對David Perry而言，他當然是可以此理由而一早拒絕，而不是現在其他人為了不讓他擔任主控而找出來的藉口。而從他的情況看，他是迫不得已才在這個時候推卻的。

　　此外，在控方角度看，大部分被告的辯護律師都是星級，所動用的火力強橫，他有理由亦有責任聘請對等火力的主控官，去打這場官司。故在法律層面上，聘請David Perry 是沒有任何值得爭議的地方。

　　藍韜文以David Perry接辦此案主控，是唯利是圖，是不道德向David Perry施壓；若David Perry 今次是接受黎智英等人邀請擔任辯方律師時，那麼特區政府可否以同樣理由，說Perry唯利是圖、不道德向他施壓呢？

　　聶偉敬批評David Perry，指他有權因「良知」而拒絕受聘；那麼特區政府又可否以相同原則叫接辦此案辯方律師，有權因「良知」而拒絕受聘呢？

　　現在施壓的人好像站在道德高地，卻是偷換概念，以政治凌駕法治，那些律師郭榮鏗、涂謹申和楊岳橋之流，為何不走出來講話？更何況今次檢控是引用英國殖民地時代的《公安條例》，而不是英國外相以為的《港區國安法》，水平之差，令人發笑。

　　英國人口口聲聲說要中國政府恪守中英聯合聲明，聯合聲明中不是已提到了香港有獨立的司法權管轄權嗎？還有終審法院有權可以委任海外法官嗎？讓David Perry或任何一個行普通法的法官來港接辦任何案件，才是彰顯法治、尊重基本法，讓一國兩制成功，讓中英聯合聲明真正落實。

　　今日英國人卻自行摧毀香港法治，一方面叫中國恪守聯合聲明，自己卻去摧毁它。是甚麼意圖？或許一手摧毁香港法治，好把污水撥去中國，害中國負上破壞基本法，不恪守中英聯合聲明的責任。

　　英國有人權律師以恥辱的來源形容David Perry接辦此案，或許他指錯了對象，應該羞恥的是英國政府。　

　　武漢肺炎疫情爆發以來，常有傳媒朋友要我為特區政府的抗疫表現評分，我都不便回應。事實上，我相信行政長官形容自己及官員們不斷加班、不眠不休等等，不是假話，只是仍然未達到市民的期望。

政府手忙腳亂

　　疫情發展至今，市民大致聚焦四個階段：之前是封關及口罩短缺，最近則是武漢港人及郵輪港人能否回港。

　　而到目前為止，市民主要認為政府沒有急市民所急，決策滯後又不果斷，每一步都比澳門政府慢，而且沒有主導口罩供應及限制價格，讓不良商人把口罩抬至天價，市民一罩難求，自然怨氣沖天。

　　在我看來，若計工作時數，政府是很勤力，但在市民眼裏，政府便顯得手忙腳亂，倒瀉籮蟹，有勞無功。

依本子辦事

　　特區政府有沒有依本子辦事？答案是有的。

　　根據食衛局的文件顯示，政府在去年12月31日得知武漢有二十七宗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個案後，食衛局局長隨即在1月2日主持了跨部門會議，討論如何應對，並於1月4日宣布啟動「嚴重應變級別」(Serious Response Level)。

　　1月7日，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通過把「2019新型冠狀病毒急性呼吸系統病」納入香港法例第599章《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Preventionand Control of Disease Ordinance)，並於1月8日刊憲。1月30日起逐步關閉口岸，直至2月4日關閉羅湖及落馬洲口岸，香港十三個口岸已關掉十個，把出入境人流壓至最低。隨後又於2月8日起實施十四日強制檢疫等等。

港英年代有大型演練

　　伴隨無盡的會議及記者會，政府工作似乎沒停，為甚麼仍然失分？「甩碌」位在哪裏？

　　我認為問題出在特區政府整體應變能力不足，緊急應變系統「生鏽」。

　　由港英年代開始，政府有一套歷史悠久行之有效的「緊急應變系統」(Emgerceny Reponse System)，主要由保安局負責統籌整個政府的緊急應變措施。當中最高層次的委員會，回歸前是由港督領導的「總督保安事務委員會」(Governor Security Committee)，回歸後改稱為「行政長官保安事務委員會」(CE Security Committee)。

　　緊急應變系統不單用來應付公安事件或恐怖襲擊，而是包括但不限於風災、火災、大型車禍、山泥傾瀉或重大衛生事故等等大規模緊急事故。那時候，每當有重大事故發生，緊急應變系統啟動，各個政策局便要提供當值官員(Duty Officer)，各級官員組成當值隊伍，輪流在下亞厘畢道政府總部地庫的應變中心通宵當值、收料。我相信很多退休或資深政務官都有當值「風更」、「水更」的經歷，我還記得應變中心儲備很多乾糧，應付我們通宵達旦工作所需。

　　此外，保安局每隔三至五年便會統籌整個政府進行大型演練，該年度會專門開設一個首長級編外職位，通常由外籍政務官負責，以豐富的想像力及經驗來「度劇本」，模擬各種大型事故及應對措施，例如空難、船民湧入、核電廠爆炸如何疏散等等。

　　舉例說，80年代我們演練過突然大量船隻泊岸，大批船民湧入，我們如何控制人流，做衛生檢疫，防止疾病傳播，尋找隔離設施等等，說起來和如今的疫情控制異曲同工。

　　在緊急應變系統下，政府上下各個部門各司其職，環環相扣，才能迅速有效地應對各種事故。也許回歸後，這個系統已淪為紙上談兵，疫情來襲，政府不知所措。

律政司欠發揮

　　另一方面，律政司的角色理應相當重要，因為政府要快捷準確地掌握法例，知道在哪種緊急狀況下，可以運用哪條法例、哪些權力。可是在今次的抗疫過程中，律政司司長的作用，例如向市民解釋相關法例等等，接近零。

不敢宣布「公共衛生緊急事態」

　　我留意到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在2月7日的記者會上，只是說行政會議通過訂立《若干到港人士強制檢疫規例》和《預防及控制疾病(披露資料)規例》兩條規例，卻沒清楚說明，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是根據香港法例第599章《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把香港列入「公共衛生緊急事態」(Public Health Emergency)，才得以訂立該兩條規例的。

　　我認為公布香港已進入「公共衛生緊急事態」是重要的，可讓市民明白狀況，加以配合，更可讓罷工工會明白，他們的罷工是不合法不合理不道德的。我不知道政府有何顧慮，為甚麼不敢宣布香港進入「公共衛生緊急事態」。政府有權不敢用，未能加快處理危機，例如限制口罩價格、徵用某些設施或郵輪、禁制醫護罷工等等。

　　不過，目前疫情未過，要蓋棺定論，為時尚早。但願疫情盡快過去，我們早日回復正常生活，屆時再論政府功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