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经范局》周二下午我去看了《给阿嬷的情书》，平日这个时段，戏院裏观众总是稀稀落落，如今却坐满了老人和陪伴前来的子女。我听他们说话，猜想很多都是南洋华侨和他们的后代。随着电影的开演，每个人都应该会勾起一段遥远而深刻的记忆吧？

　　这几天，围绕着这部电影的各方反应在社交网站上洗板，引发南洋华人或后代对往事的种种追忆。作为南洋华侨的后代，我也不禁想起了自己的家史，但它没有电影那般浪漫和温情，而是充满白色恐怖和血腥。

　　这段回忆支离破碎，需要我在成长过程中一片片捡起来，才勉强完成拼图。我捡到的第一片碎片是在中学时期。当时因为获得奖学金，我的叶芝太婆叫我到她家去，而且特别叮嘱我要带上自己的作文给她看。

*一片片拼凑起来的记忆*

　　她的家在铜锣湾SOGO附近，印象中太婆神情肃穆，沉默寡言，从未见过她这般雀跃。她把我的作文摊在餐桌上细阅，说：「想不到啊，我们范家第四代还有可能出个文人。」她突然问我：「想不想看你太公的论文？」

　　她那时已近九十高龄，居然像个年轻小女孩般，轻快地搬来一张凳子，爬上去，从书架顶上取下来一个纸盒。她珍而重之的打开纸盒，取出一卷泛黄的手稿，在我的作文旁铺开来比较，问我：「你看，你们的字是不是有点像？」

　　那是一篇写于1920年代的，关于鲁迅的文学批判。看到一名逝者遗下的文字，我因为前所未有的紧张而感到手稿上的每个字都在晃动。那天她第一次告诉我太公是死于政治暗杀。

　　我当时还不知道的是，太公死于非命后，太婆三令五申后人不得从事新闻行业，他们回国后要麽当医生、工程师，要麽下海经商，我是整个家族唯一继承了太公职业的「破戒者」。

*夏伊乔的木箱和鹦鹉*

　　最近，我叔公从加拿大回港渡假，又给我讲了一段有关中国着名画家刘海粟抗战期间，在我家客居和作画的往事。不过，叔公当时尚很年幼，记忆中更多的是刘海粟的夫人夏伊乔。他说夏伊乔搬到我家时带来几口大箱子，还有一只鹦鹉。

　　日本占领南洋后，夏伊乔跟随刘海粟匆忙回国，鹦鹉就送给了我叔公，也留下那几口箱子。直至1950年代，家人确定夏不会再来，才打开箱子。叔公说：「那箱子上蒙着羊皮，裏面尽是漂亮衣服。」我感到叔公当时应该常围着夏伊乔转，很讨她喜欢吧？

　　这些碎片拼凑起来的，却是太公和他的家人、朋友逃亡和被害的一生。我来自梅县客家，民国初年，太公和一位同学在学校「聚众闹事」，据说是要剪清朝遗民的辫子，结果双双被开除。那位同学后来一度去了马来西亚，太公逃到印尼投奔亲戚。不过两人随后又都回国，却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那位同学，入读云南讲武堂，参加南昌起义，熟悉这段历史的人应该知道是谁。我太公叫范小石，走上了文人之路。他先考上北大学习西方哲学，成为中国早期介绍古希腊哲学及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一员。

　　随着北方的政治环境变得严峻，太公南下上海，转入复旦大学，太婆是他在复旦的学妹。这个时期他们师从陈望道、郑振铎和谢六逸等学者，在我后来看到的史料中，太公和谢六逸曾合作撰写过西方哲学着作，而太婆则是北欧神话故事集《人鱼姑娘》的第一位中文译者，她说当时是在陈望道、郑振铎等老师支持下才完成并出版。

*郁达夫的上海室友*

　　太公太婆此时活跃于上海的左翼文化圈，着迷于评论和收集鲁迅作品，并介绍西方哲学。太公还曾和另一位年轻作家当过室友，这位作家叫郁达夫。两位最后都遇害于南洋，终年50岁，可谓殊命同途。

　　陈望道是中共创党党员，《共产党宣言》中文版译者，当时是复旦中文系主任，谢六逸是左翼无党派人士，复旦新闻系创系主任，郑振铎则是民主进步人士，当时在复旦中文系任教。这层关系意味着，当1927年国民党发动「四．一二事变」时，我的太公也难逃厄运。

　　我在诸如台北的史料馆等机构中，发现过至一份又一份针对太公的通缉令，罪名是「反对党国」。最后一份的发出时间，已是太公逃亡南洋时。该通缉令附带一份呈交给国民党中央的意见，要求「就近取缔」范小石。甚麽是「就近取缔」，不言而喻。

　　从上海陷入白色恐怖，到遇害于南洋，是一段漫长的逃亡史。太公与太婆先是辗转落脚日本神户，准备报读早稻田大学翻译系。我的太公是个书呆子，他认为当时中国大量引入日文版的马克思理论着作，而日文又是从俄文版译来，恐怕错漏百出。因此，他打算学习日俄文翻译，把错处逐一找出来。

　　在神户的日子过得很清苦，因为要省钱，吃最便宜的梅子饭团，冬天也只能冻水洗浴。然而留学生活并不长久，因为爆发九一八事变，两名血性青年再也不可能在日本呆下去了。于是太公带着太婆，又一次启程前往印尼巴城（今雅加达），展开他生命中最后一段旅途。

*在南洋支援中国抗日*

　　作为来自北大和复旦的年轻中国知识分子，太公在巴城华侨圈子中受到了欢迎。他很快成为当地主要左翼华文报章《巴达维尔时报》的总编辑，尔后还创办了《正论周刊》等报章，并长期撰写社论，开始在遥远的南洋支援祖国的抗日战争。

　　郁达夫此时也漂泊到了南洋，在马来西亚担任华文报章的副刊编辑，而郁达夫又认识刘海粟，于是就促成了当时轰动一时的，刘海粟在南洋举行抗日捐款义卖活动。

　　由于我家在巴城也经营书画原料店，刘在印尼举行义卖时，索性就住在我家专心绘画，作品筹得的款项寄回中国支援抗战。刘海粟晚年在其传记中提到这段经历，称后来日军攻占南洋，小石专程来保护他，告诫切勿与日伪合作，为日本侵华「装饰门面」，刘则表示「绝不会做民族的敌人」。

*国民党决定「就近取缔」*

　　太公在南洋的援华抗日活动，反为自己埋下了杀身之祸。身为左派知识分子，他平日撰文猛烈抨击国民党政权，本已犯了大忌。成为印尼侨领后，又把当地筹得的抗日捐款，经宋庆龄转给了八路军，他同时还安排了大批回国抗战的青年前往延安，于是有了国民党的「就近取缔」命令。

　　日本攻占巴城后，局势骤变，华人缺衣少药，无以为计。太公既是侨领，又通晓日文，于是硬着头皮与日军交涉，并刺探日军在南洋的动向。在戏院裏看到的华人不得开办华文学校的那一幕，其实早在日军占领时就已实施过。太公当时想了一个办法，他对日本人说既然不让办华人学校，开几个补习班，教简单算数总可以吧？

　　基于他曾在日本旅居的经历，日本人倒是对他网开一面，结果他费了很大精神，请来当地学历最高的一批华人来教补习班，表面上是教简单的理科知识，但当然是用中文来教，如此就实则教中文了。他可能没有意识到，在此期间国民党特务一直盯着他。

*军统伏击左派侨领*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巴城华人沉浸在胜利的欢快气氛中。然而就在此时，军统已经从广东梅县调派杀手至巴城潜伏，观察小石及其他左派侨领的日常生活规律。10月5日，国民党特务发动多起伏击，双方甚至爆发枪战，但只有我太公遇害。

　　其实国民党要趁日本投降，夺取巴城侨团控制权，事前风声已紧，太公认为自己只是文人，又没有做伤天害理之事，对方总有底线，因此没有大费周章安排保镳。当天，他独自骑着单车前往办事处，被等在半路上的杀手李映青伏击，连捅五刀当场死亡。

　　李映青行凶后，被国民党安排乘船逃回广东。他在逃离前居然深夜潜入我家，向太婆道歉，说自知杀错好人，但不敢违抗命令。太婆当时拉着年幼子女，质问他即知有错，何不公诸于世？李映青不敢正视，他哪知逃回国才数年，国民党政权即败亡。

　　李映青脱离国民党组织，在梅州匿藏数年，终究被归国华侨认出。太婆告诉我，当时广东省检察院徵求她的意见，如何处理李的罪行，她表态说宽大吧。根据我看到的法庭判决，李只被判刑5年。我问太婆为何宽大？她轻描淡写说：「冤冤相报何时了？」

*南洋华人的福祉是甚麽？*

　　围绕着电影和我的南洋家史，还有很多可以说的事，之所以讲出上述这段，是因为它具有历史代表性，说明南洋华人是怎样一路走过来的。南洋华人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做出了巨大贡献，并遭受了深重的苦难。面对当下和未来，围绕着电影引发的任何政治讨论，都不应该忽略一个问题　-　电影的热潮终将过去，南洋华人应得的福祉是甚麽？《经济通通讯社评论员　范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