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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8-13

借鑑歷史 早日平亂

  最近,《經濟學人》雜誌以香港連場抗爭為封面故事,題目為How Will This End?我相信這不單國際社會關注,也是每一個香港市民都想問的問題。

 

  我沒有水晶球,但是我翻查了香港在1966年及1967年兩場暴動後港英政府所做的三份報告書,發現歷史是驚人的相似,我們大可從50年前發生的事故,對比其表徵、過程、結果,找出平息今日風暴的端倪。

 

 

 

(《經濟學人》雜誌twitter圖片@TheEconomist)

 

發掘引致騷動的深層次成因

 

  1966年4月5日至8日,因為天星小輪宣布加價5仙而觸發了一場大規模騷動。無業者蘇守忠絕食,市政局議員葉錫恩到場支持,學生及工人加入,示威者遊行至港督府、中區政府合署及中區警署,觸發騷動,暴徒向警察擲石塊、放火、毀壞公物,警方宣布宵禁。

 

  騷動期間警察開了93槍,發射了近千二枚催淚彈,駐港英軍有奉召出動但沒有開火。事件中共1465人被捕,當中323人被判入獄。

 

  港英政府在騷動平息後,成立了法定調查委員會,經深入研究後提出了兩份報告,一份是《1966年九龍騷動調查委員會報告》,另一份是《地方行政工作小組報告》。

 

  《1966年九龍騷動調查委員會報告》詳述了騷動的過程、警方的行動,並把示威者(Demonstrators)及暴徒(Rioters)區分,分別研究兩者的年齡、工作及行為等等。報告詳細分析了騷動的成因,首先排除了是由境外政治勢力引起,而是由香港積存已久的政治、經濟、社會、房屋和教育問題所引致。

 

  報告認為,當時中東局勢不穩,香港經濟正值低谷,受通脹困擾,有銀行擠提,地產市道疲弱,失業率上升。市民對港英政府及英籍官員不信任。再加上房屋供應不足,社區環境惡劣,欠缺文娛康樂設施。教育亦沒有長遠政策,當時未有免費教育,只依靠宗教及志願團體辦學,學額嚴重不足,年輕人欠缺接受教育及向上流動的機會,對未來欠缺憧憬及動力,最後乘勢向社會發泄怨氣。

 

  《地方行政工作小組報告》則提出實施選舉,但港英政府最終只決定重組政府在地區的架構,增加官民之間的了解,為市民提供更貼心的服務。政府應招募更多本地精英參予管治,於是推出民政主任制度,吸納優秀的本地大學畢業生加入政府,成為政府與市民之間的橋樑。第一任民政主任是關佩英,之後有黎青萍及我本人。

 

  如今看來,今日香港潛藏的深層次問題和50年前大同小異,今次反修例風暴讓各種問題「浮上水面」,包括社會價值觀、土地房屋短缺、貧富懸殊、教改成效、青年出路等等,特區政府必須正視問題,拿出切實可行的方案來回應社會訴求。

 

對比67暴動的三個階段

 

  1966年九龍騷動平息後,1967年又爆發了另一場史無前例的暴動,歷時八個月,形勢比1966年嚴峻得多。當時港英政府認為暴動是由境外政治勢力而非內部原因引致,因此並沒有成立法定調查委員會,而是做了內部官方報告(Events in Hong Kong-1967),交予英聯邦外交事務部。

 

  報告首先界定整場暴動是因為本地左派人士受了中國內地文化大革命的影響而引致,詳述1967年5月至12月期間每次事故的原因、抗爭手法、警方行動、拘捕情況及對市面的影響等等。報告認為暴動共歷三個階段--爭取支持的大型示威(Demonstrations to gain popular support)、癱瘓經濟的罷工(Stoppages of work to paralyse the Colony’s economy)及恐怖襲擊打擊士氣(Terrorism to undermine morale)--均以失敗告終。

 

  借古知今,我們不妨對比67暴動的推進過程、抗爭手法、明星效應、暴力程度,會發現與今日的反修例抗爭十分相似。

 

先衝擊 後罷工

 

  1967年4月,香港爆發了各類工潮。5月6日,新蒲崗香港人造花廠的被解僱工人集結示威,與警察發生衝突,揭開暴動序幕。之後左派報紙發動各種反政府宣傳,貼大字報,指控警察暴力,中國銀行大廈設置揚聲器長時間廣播。左派明星傳奇、石慧夫婦帶頭示威,圍堵港督府。連場暴動中,暴徒用石頭、玻璃樽襲擊警察,向警察淋腐蝕性液體,破壞路標、燒車、燒巴士、燒郵政局。當局一度宣布東九龍及港島實施宵禁。

 

  期間,左派工會提出五大訴求,和今天一樣,訴求包括「釋放所有被捕人士」。

 

  5月下旬至6月進入第二個浪潮。左派工會陸續號召罷工,巴士公司、天星碼頭、小輪公司、牛奶公司、媒氣公司、海事處、太古船塢、運輸工人、的士司機等,差不多天天有罷工及衝突。

 

  6月24日的聯合大罷工(General Strike)是高峰。當時,參加罷工的工人會遭即時解僱,沒參加罷工的會遭恐嚇。隨後還有罷課、罷市。但是報告認為這些罷工行動純為達到政治目的,已與早期的工潮無關。

 

  期間,左派陣營成立了「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逼害鬥爭委員會」,大專學院成立「反逼害鬥爭委員會」。港英政府則成立由霍德及楊啟彥等組成的「宣傳委員會」,負責製作短片、發布新聞,企圖引導輿論。同時,開始有各種社團組織表示支持政府。英國則派航空母艦堡壘號駐港,以示後盾。

 

  7月8日發生了沙頭角邊境衝突,百多名手持衝鋒槍的民兵圍堵沙頭角警崗,爆發槍戰,五名警察殉職。當局宣布沙頭角宵禁。

 

炸彈風潮

 

  報告指7月12日是整場暴動的轉捩點。在這之前,主要是示威者攻,政府及警察守,對警察造成沉重的壓力。7月12日,署理布政司在立法會宣布,政府將採取主動,反守為攻,以強硬手段平息暴動。警方迅速堵破多個左派工會據點及學校,沒收自製武器、炸藥、煽動性海報及文宣,拘捕工會領袖,查封左派報章,拘捕其編輯記者,也拘捕了傅奇和石慧夫婦。當時共拘捕了81人,有一位工會秘書死亡。

 

  而伴隨強硬拘捕行動的,則是暴動的第三階段,暴力不斷升級、惡化至恐怖襲擊,暴徒出動汽油彈、炸彈(土製菠蘿),襲擊及殺害警察,也有無辜市民包括一對7歲姐弟遭炸死,當中最為人所知是電台節目主持人林彬及其堂弟,遭暴徒狠狠燒死。炸彈襲擊到12月底才停下來,期間共發現8074個懷疑炸彈,當中1167個是真炸彈,造成51人死亡。

 

老師動員學生參予

 

  當年有大量年輕人、學生參予行動。報告指當時由左派學校及老師策劃及帶動學生參加暴動,有少女因藏有炸彈被捕,有男學生因為攜帶的炸彈爆炸而受傷,11月27日有學生在學校的爆炸中嚴重受傷。報告對於左派學校動員學生參加暴動,將他們曝露於被捕及受傷的風險之下,表示極度遺憾。

 

  後來,北京政府再沒推波助瀾,周恩來要求香港左派停止炸彈攻勢,暴動終於在年底慢慢平息下來。

 

盡快平亂 避免傷亡

 

  當時,倫敦亦十分關注香港的形勢,10月的時候,英聯邦外交事務大臣(The Minister of State for Commonwealth Affairs)Lord Shepherd親自來港視察。至於香港目前的情況,反修例示威持續兩個月後,中央兩大員在8月7日舉行了「香港局勢座談會」,當日港澳辦主任張曉明及中聯辦主任王志民撐特首撐警察的發言,大可視為轉捩點,特區政府必須採取果斷行動,在局勢惡化前制暴止亂,避免有嚴重傷亡,對香港造成更大衝擊。

 

吸納人才 推動改革

 

  連續兩年兩場暴動,港英政府做了三份報告,當中推動改革的遠見,值得今日特區政府借鏡。後來麥理浩繼任港督,展開了一系列大刀闊斧的改革,包括十年建屋計劃、九年免費教育、設立音樂統籌處、興建地區文娛中心,成立廉政公署,推行民政主任制度、撲滅罪行運動、清潔香港運動等等。

 

  而要推行一連串改革,便需吸納更多人才。當時華人政務官寥寥可數,麥理浩於1973年一次過招聘20名本地政務官,包括葉樹堃、馮載祥及譚榮邦等。俞宗怡是1974年入職的,我則是1975年。可見人才是政府管治團隊的重要一環,特區政府必須好好運用。

 

  50年前的港英政府有推動改革的決心和毅力,我希望特區政府在渡過今次難關,平息暴亂後,也能深刻檢討,痛定思痛,針對各種深層次問題,全面推行改革,才是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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