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高鐵事件與其說是社會工程爭議，不如說是青年對社會和政府不滿，表面上是經濟事件或政治事件，背後是個文化問題。

反高鐵的中堅分子，是所謂“八十後”一代，也就是從1980年到1990年出生一代,，從20歲到30歲的青年。“九十後”一代，是從10歲到20歲，大部份仍在求學時期，社會意識尚未成熟；但“八十後”一代，若不是大學生便是已進入社會做事，對社會開始有所關懷，也有對人生一套看法。

“八十後”現象不僅是香港問題，也是一個全球化問題。世界各地“八十後”的青年都有不同標籤，《紐約時報》在2007年有篇文章題為《美國的Q一代》，Q是Quiet，即平靜，指“八十後”的美國青年是平靜一代，上一代以布殊總統為縮影留給他們是“貪婪”，而其響應卻無激情，對巨大的財政赤字或是地球變暖的生態危機，他們只是平靜對待，默默耕耘，走上創業之路。

相較於美國青年的理性，英國的“八十後”青年被稱為“撤切爾夫人的孩子”，少了夢想，卻更熱衷金錢。最有夢想倒是“八十後”的印度青年，堅信印度會成為全球大國的潛力，而其響應是身體力行，勤奮面對更好的明天。反而日本因國土狹小，資源匱乏，自然災害頻繁，其青年自小便養成具有危機意識的“島國性格”，做事作風如“拼命三郎”，內心卻無憤懣。

有問題的“八十後”青年，見於兩岸三地。先說台灣。流行說法是“草莓族”。草莓有何特征？外表光采，內裡綿軟，稍一施壓便變成一團泥。所以草莓族特點是抗壓力低，又多是獨生子，自小被父母寵壞。相比之下，內地的“八十後”一代，也是“一孩政策”（計劃生育）產物，不再是“天之驕子”，而在北京大學學者廉思筆下，他們是繼農民、農民工、下崗職工後第四大弱勢社群的“蟻族”群，受過高等教育，多處於失業或半失業狀態，即使有工作也屬臨時性。他們面對高房價、難就業以及愛情與生活的糾結，難免無奈和傍徨，有的更淪為網頁上的所謂“憤青”。

再看香港“八十後”一代，其成份混雜，不能一概而論。有的也如台灣草莓族，在溫室成長，小小挫折也承受不了，動輒就跳樓或燒炭自殺；也有的只顧享樂，淹沒在消費主義的洪流，對社會問題漠不關心；而如今反高鐵的“八十後”，也不過是一小撮人，心比較激進，有點內地“憤青”色彩，但此“憤”不同彼“憤”，因為所憤慨的問題不同。

香港式的“憤青”，一改多年來香港青年對政治冷漠、只顧賺錢的特色，開始有了政治覺醒，而這也源於特區政府在管治上失效，在教育和就業方面對青年的輔導不足，而高鐵事件僅是反映他們對政府不滿的冰山一角。雖是一小撮人，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如果特區政府未能吸取教訓，不采取開放心態和務實精神去處理後遺症，則未來的管治，恐怕加倍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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