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曾有篇文章叫《敬業與樂業》，他說是把《禮記》的「敬業樂群」和《老子》的「安其居，樂其業」那兩句話，斷章取義取出。他確信「敬業樂業」四個字，是人類生活的不二法門。

 

　　甚麼是敬業?想起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曾蔭權初上任的名句：「做好這份工。」這可說是對「敬業」最簡單的詮釋。曾特首是港英管治期間一手訓練的官僚，而英國的民族性，根本就有敬業傳統。據梁啟超的文章，引述一位法國學者對英、法兩國的國民性作比較，謂到英國人公事房，只看見他們埋頭執筆做事；到法國人公事房，只看見他們銜著煙捲出神。又謂英國人走路，眼注地下，像用全副精神；法國人走路，總是東張西望。

 

　　中國的傳統文化，形容敬業是盡忠職守，這是處事一種負責任的精神。可是從敬業提升到樂業，並不容易。「打工」一族，多的是能盡責而並沒有在工作中尋出樂趣。樂業的都是對工作甘之如飴。

 

　　像美國第三任總統、《獨立宣言》起草人之一的傑斐遜有句名言：「不要做勉強的事情，只有心甘情願才能把事情做好。」這是樂業的工作態度。但今日美國矽谷一個身兼萬富豪和股票經紀約翰．丹佛，在接受記者一次採訪，就駁斥傑斐遜的看法，聲稱他不得不做他不喜歡的事，認為在這個世界上，大家都沒有辦法完全按照自己的意願做事。正像他的理想是做一個音樂家，最後卻成為一個股票經紀人。

 

　　究竟世人有多少個是樂業的?像大科學家愛因斯坦，創出相對論, 醉心科學，他樂業嗎?並不。1954年愛因斯坦接受《記者雜誌》專訪時就說：「如果我能回到從前，而且必須決定怎樣謀生，那我不會想成為一個科學家、學者或老師。我寧願做個水電工或擺地攤的，因為我希望在今天的情況下，過像這樣的獨立生活是有可能的。」

 

　　又如精神分析學的權威佛洛伊德，同樣不是一個樂業者。1910年他和友人到外地旅遊，在寫給妻子瑪莎的信裏說：「能夠和三兩個人欣賞這種風景，我實在不願意去做精神科醫師，或者自稱是甚麼新心理學派的創始人。我寧願做個製造商，製造一些如衛生紙、火柴、紐扣之類有用的東西。現在學這些東西已經太遲，所以我只能帶著痛悔之意，繼續過著自我陶醉的生活。」

 

　　愛因斯坦和佛洛伊德的例子，正好應驗了廣東俗語那一句「做邊行厭邊行」。一個人即使初時樂業，可是一旦在某一個行業工作太久，漸漸便會生厭倦之心，而有沉悶之感，這也許是工作樂趣的邊際遞減律。可見敬業易，樂業則難，一旦未能樂業，不妨考慮轉行，換個新環境，帶來新的挑戰，未始不會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

 

　　當然，頻繁的轉行也是一個誤區，就好比挖井，總是挖一會就換另一個地方去挖，這就永遠也挖不到水。

 

　　雖說為工作興趣而轉行，但大家對轉行也不要抱持太高期待，曾有專家作過統計，轉行成功的比率只得30%。轉行的成敗，年齡不是衡量的標準，反而要看看個人是否具有這行業的核心競爭力。樂業不是嗜好，不是自得其樂，而是要做出成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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