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董先生到現在，香港進入新時代（上）

　　我們非常尊敬的香港特別行政區首位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在9月8日離世，享年89歲，其喪禮已於9月20日舉行，儀式採國葬規格，極盡榮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全國政協常務副主席（第一副主席）石泰峰先生致悼詞，高度讚揚董先生對國家、對「一國兩制」、對香港的貢獻。我相信董先生的家人，深感欣慰。

 

　　回望2026年這大半年，原來除了董先生，香港還有其他知名人士離世，包括非常資深的傳媒前輩林行止（86歲）、戲劇大師「King Sir」鍾景輝博士（89歲）和「Ming Sir」劉兆銘（94歲）、粵語片紅星謝賢（89歲）、50至60年代的女明星「曼波女郎」葛蘭（93歲）和苗金鳳（84歲），還有朱維德（95歲）、陳觀泰（80歲）、梁小龍（77歲）和施南生（75歲）等，這些和董先生同時代的面孔、家傳戶曉的名字，就這樣離開了我們，某程度上標誌著一個時代的終結。

 

「一國兩制」剛落地實踐的年代

 

　　董先生在1997至2005年間，共擔任了差不多8年行政長官，那時候是個怎樣的年代，值得我們仔細回味，以了解香港是怎樣走到今天。

 

董建華在1997年成為香港特區首位行政長官 (AP)

 

　　首先，那是「一國兩制」這個史無前例的安排剛剛落地的年代。內地1979年改革開放，到1997年剛剛18年，當時內地的經濟有突飛猛進的增長，但是尚未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經濟增長靠投入大量土地、廉價勞工、大量生產，以賺取微薄的利潤。直至2001年國家加入世貿，市場更大，大量外資在內地設廠，內地企業迅速成長，中國很快便成為「世界工廠(Workshop of the World)」。

 

　　那時候的香港，仍然依賴港英年代留下的幾道板斧，即「小政府、大市場(small government, big market)」、「最大支持、最少干預(maximum support, minimum intervention)」，以及香港的自由市場、法治和簡單稅制等基本優勢，其實當時沒有一套完整的宏觀論述。記得慶祝回歸時，港島交通極度擠塞，當年冠蓋雲集、車水馬龍、樓價破頂的繁榮景象，已是這個自由放任(Laissez-faire)經濟模式的最後餘暉。

 

董先生企圖引進新經濟模式

 

　　董先生上任後，打算大力推動科技創新，邀請了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田長霖教授來港擔任香港創新科技委員會主席，統領科技發展。董先生撥了50億元作創科基金，在當時來說相當具遠見，可見見多識廣的董先生已看透科技對推動經濟發展的重要性。

 

我國與美西方的蜜月期

 

　　若從地緣政治的角度看，那是處於單極世界(uni-polar world)、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主導全球政經格局的年代。1991年蘇聯解體後，西方工業國更以美國馬首是瞻。

 

　　中美關係處於蜜月期，2001年時任美國總統克林頓支持中國「入世」，中國向世界提供廉價貨品，對美國沒有威脅。在這個背景下，香港和西方自然友好。董先生擔任行政長官期間，經常招待西方政要，美國總統克林頓、英國首相貝理雅、荷蘭女皇貝婭特麗克絲(Queen Beatrix)先後訪港。

 

美國總統克林頓1998年訪港，董建華在禮賓府招待。(AP)

 

　　2001年「九一一」後，聯合國安理會通過了反恐議案《UNSCR 1373》；當時中央鼎力支持，香港自然配合。美國在「九一一」後矢志打擊恐怖分子集資和清洗黑錢，在「二十國集團」之下成立了「財務行動特別組織(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香港於2001至2002年度擔任主席。當時華盛頓爆出炭疽粉襲擊，美國要求香港以主席身份，召開全體大會(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 on Money Laundering and Terrorist Financing)。會議成功舉辦，時任美國財長奧尼爾(Paul O'Neill)致電時任財政司司長梁錦松，感謝香港的支持。

 

　　那時候中美關係良好，美國重視香港的執法能力，經常找香港協作，香港也會配合，是香港和美西方國家關係友好的年代。

 

充斥中國威脅論的年代

 

　　中國在「入世」十多年後，經濟及科技實力大大提高，各範疇的競爭力均大幅度提升，美國自奧巴馬年代起意識到中國已不是單純提供廉價產品的國家，而是美國的競爭對手，「中國威脅論」漸漸在美國朝野生根。

 

　　特朗普第一個任期的副總統彭斯(Mike Pence)，2018年10月在智庫哈德遜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發表演說，公開指摘中國干預美國選舉、不公平貿易、軍事擴張、打壓人權等。

 

　　2022年10月，拜登政府發表《國家安全策略(The 2022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多番強調中國是最強競爭者，指控中國是「唯一有意圖及不論在經濟、外交、軍事及科技均愈來愈有能力重塑國際秩序的競爭者(The PRC is the only competitor with both the intent to reshape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increasingly, the economic, diplomatic, military, and technological power to do it)」。

 

　　美國透過不同的法案及規例，打壓中國的高科技發展；又透過傳媒抹黑中國，把中國塑造成與所謂民主價值相反的極權國家。

 

　　香港與美西方的關係也隨著地緣政治格局的改變而調整。香港仍然是美國貨物貿易的龐大市場，過去10年，美國對港貨物貿易順差超過2700億美元，但香港也是美國服務業，特別是金融服務的龐大市場。香港的政商界、學術界均在美西方累積了龐大的網絡，董先生便是佼佼者，其創立的中美交流基金會(China-United States Exchange Foundation, CUSEF)仍然活躍。

 

過去10年，美國對港貨物貿易順差逾2700億美元。(Shutterstock)

 

　　香港在「一國兩制」下有獨特的國際地位及優勢，現在香港除了在國際組織，例如世界貿易組織(WTO)、世界海關組織(WCO)及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繼續發揮影響力外，也隨著國家的步伐，加強與中東、中亞及東盟國家的經貿聯繫。

 

內地市場對香港愈來愈重要

 

　　至於香港和內地的關係，要回帶至英治年代，當時香港的態度其實頗為傲慢，頗不屑與內地城市合作。回歸後，董先生致力加強香港與內地的聯繫，成立「粵港合作聯席會議」，但進展緩慢。直至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2003年「沙士」，香港經濟陷入衰退，房產大跌價、負資產、失業率急升等一連串問題爆發，香港才醒覺，需要國家出手相救。

 

　　當時便有著名經濟學家告訴我，讓香港經濟復甦的最快方法，就是「一小時生活圈」，讓內地人來港旅行、消費。隨著「自由行」（港澳個人遊，2003年）政策推出，香港才意識到內地的資源和市場有多重要；雖然後來衍生一些陸港矛盾，那是後話。

 

2003年推出「自由行」政策，令香港經濟迅速復甦。(AP)

 

　　2003年6月，內地和香港首次簽訂《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香港的貨品和服務進入內地有稅務及配額放寬優惠，多個行業都受惠，例如電影業「合拍片」規範化，擴大了「合拍片」的內地市場。

 

　　大抵是從那時候起，香港孤芳自賞的年代已經過去，進入和內地密切聯繫的時代。

 

以產業政策推動經濟發展

 

　　時至今日，在經濟政策上，雖然香港仍然享有「最自由經濟體」的美譽，但其實已放棄了過去放任自由簡約的經濟政策，而是以產業政策(Industrial Policy)來推動經濟發展。

 

　　其實當年董先生也有運用產業政策，即是政府介入市場，用行政手段，例如配置資源給一些有潛質的產業，以推動經濟發展，包括投資迪士尼香港主題公園、興建郵輪碼頭，以及提出「中藥港」和「數碼港」。來到今天，隨著科技急速發展，本屆政府就大力投資「新質生產力」推動的新興產業及未來產業。

 

投資興建迪士尼樂園，是香港政府運用產業政策推動經濟發展的例子。(AP)

 

港人北上趨勢不可逆轉

 

　　我擔任入境事務處處長的年代，其中一個大問題便是大量內地人爭取居港權。然而，「十年河東，十年河西」，現在情況截然不同，現在是港人愛北上，不單是吃喝玩樂，還尋求高質素且性價比高的個人及專業服務，從按摩、頭療、牙科，到身體檢查、醫療服務。隨著新皇崗口岸開通，交通愈來愈便捷，預料會有更多港人移居深圳或北上定居，這種人員流動是新時代不可逆轉的趨勢，香港要適應變化，及早應對。（上集完，明天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