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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2019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推出後港深合作的新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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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 嶺南大學潘蘇通滬港經濟政策研究所副所長、中國經濟研究部副總監 周文港;嶺南大學潘蘇通滬港經濟政策研究所一級研究助理 劉敏輝

  從一個邊陲漁村到雄踞亞洲的機遇之城,深圳僅用了40年時間,而近幾年「深圳(是否)已經超越香港」已漸成兩地的熱議話題。從近幾年的實際數據來看,深圳超港可能初現端倪:全球城市競爭力排行榜中深圳首次超港(註1),最新數據顯示深圳2018年GDP已逾24221億元(人民幣,下同)(註2),據估計有望超過香港,躋身亞洲五強(註3)。另外,目前深港兩地科技產業發展已呈明顯差異化,譬如2017年深圳的新興產業實現增加值同比增長13.6%,佔GDP比重40.9%,為香港5倍(註4),研發投入逾800億元。深圳創投企業從2012年的78家激增至2017年底的5200家,數量居全國第一(註5)。

 

  這實際得益於深圳所擁有的由政府搭台、自上而下、全面推進的優勢:一系列政策重拳,如吸引人才的孔雀計劃,以推動戰略性新興產業為重點,為深圳聚集了大批海外高層次創新創業人才,此外人才安居計劃(註6)也為人才在深長足發展提供保障。拔地而起的政府引導基金則明顯補足創業期新興企業的資金空白(註7),早在2010年深圳市政府便出資設立創業投資引導基金,到2018年建立的天使投資引導基金已高達50億元人民幣。對於近年來湧現的輕資產、創新型企業和初創企業,由於其盈利模式暫不明確,傳統的銀行信貸產品已經無法滿足這類企業的資金需求,因此創投機構有了巨大的市場。深圳蓬勃發展的創投業無疑為當地創新型企業縮短研發周期、突破技術瓶頸、迅速搶佔市場提供了一劑強心針。此外,早在2013年深圳就在全國率先探索的商事制度六項改革(註8),極大地降低了市場准入門檻,既為創投機構提供大量潛在客源,又直接促進創投機構井噴式增長。從2017年開始深圳各創投機構轉為主要投向國家宣導扶持的新興產業領域,意味著未來深圳創新產業將獲得更多發展動力。

 

  反觀香港,雖然科技產業起步早,但停滯不前,至今仍受科技人才北上、科研產業化難等困擾,從港媒數提「八達通式危機」(註9)便可見一斑。但顯然香港無法照搬深圳這類內地模式。一方面,如前文所提,深圳具備強有力的政府支持和調控,而香港一直以來奉行的「大市場、小政府」方針,在創科產業發展上實際積弊已深,如果貿然投入大量資金卻缺乏長遠規劃和制度將難以為繼。其次,內地長期的研發投入、大手筆的住房補貼和大量的人才房供給,目前香港仍然未有積極行動。內地被視為是世界最大且最成熟的金融科技(fintech)市場,擁有全球最大的金融科技業,兩大獨角獸公司——阿里巴巴的螞蟻金服和騰訊的微信發展迅速,已覆蓋數億使用者。追根究底,這樣的大體量是內地原有金融體系不發達(註10),以及互聯網公司多年培養用戶習慣(註11)的結果。而香港本地B2C(Business To Customer)市場規模較小,用戶群發展空間有限也難以有類似的爆發性革新。值得留意的是,模式可以參考而不得照搬,因此,筆者建議應當結合香港本身優勢,借勢粵港澳大灣區(下稱「大灣區」)規劃進行漸進勢改革。

 

  有學者(註12)指出,行政長官2018年《施政報告》對大灣區的著墨不多,沒有為香港在大灣區作明確戰略定位。而近日一篇對國務院港澳辦事務辦公室主任張曉明的採訪指出香港「應鞏固和提升作為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和航空樞紐的地位」,並推動金融產業「向高端高增值方向發展」,從近日出台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中可見,香港金融科技產業的發展絕對是突破點之一。香港一直以其優質的專業服務和高度國際化著稱,這與金融科技的發展唇齒相依。目前,港府已結合新型手段作出一些成功嘗試:譬如監管沙箱(Supervisory Sandbox)(註13),香港金融管理局於2016年9月正式啟動監管沙箱,到今年1月已經試行43項產品(註14);而跨界別、跨境金融產品沙箱計劃已經準備施行。內地則到去年才開始提案探索這一發展模式,而且規劃還停留在試點階段(註15)。投資推廣署舉辦的香港金融科技周,是全球首個跨境科金融科技活動,第二年更是推廣到深圳舉辦,充分說明香港作為亞太金融樞紐的吸引力和領導力,以及作為大灣區市場切入點的優勢。不僅如此,香港另有保險科技(Insurtech)沙箱、供持有和使用全數碼分銷管道的新保險公司作授權申請之快速通道等服務,香港匯聚的國際知名機構及本土的多家專業保險公司也能為內地企業和大灣區大型基建項目提供服務,相信將助力本就佔優勢的保險業尋求多元發展。根據德勤2017年發布的一項研究報告(註16),香港在政府政策支持、法律監管框架、與世界接軌等方面表現出色,在「全球金融中心指數」、「全球營商指數」和「全球創新指數」三項加權後,作為金融科技發展中心的實力排名世界第六,遠超內地城市上海和深圳。這也說明香港金融科技的實際發展潛力可期。

 

  借勢大灣區其實也任重道遠,因為大灣區規劃需要的是革新思維以及敢想敢創,響應積極的態度,這將挑戰港府過去保守謹慎的作風,譬如香港對河套區合作開發舉棋不定的態度就飽受爭議(註17)。在新興產業發展上,有業界建議,香港應該在金融監管問題上適當鬆綁,在保護投資者基礎上地減少過度監管,培育促進金融創新的環境,讓創投、私募股權投資等更好支持創業和創新。也有專家建議,將香港低成本資金引入深圳,促進創新創業項目發展(註18)。另外,香港軟環境仍佔優勢,譬如英語普及度高、能接受多樣信息、注重知識產權的保護,以及稅收較低,可以有效吸納人才來港工作,但在無法縮減人才住房、生活成本的條件下,香港可以加強與灣區內其他城市合作,將香港打造成為工作區域,大灣區內地城市則承接人才的其他需求。這就要求灣區內的交通聯動和通關手續,包括簽證等手續的簡化,以實現區內人才自由流動,但又以香港為主導的局面。香港若無法承擔長期大量的研發投入,則不必竭力緊追技術上的突破,不如借勢內地科技東風,貢獻香港本身法律完善、國際化的優勢,來尋求兩地創新企業高價值端的合作。致力於推動整個金融科技族群的形成,包括競爭環境的塑造、生產要素的培養、相關產業的孵化等,這也與香港政府一直主導的「自由市場」的策略不謀而合。

 

  香港應正視深圳在創科以至整個經濟發展上的後發先至、兩地專長不一的客觀局面,積極促進優勢互補,合作共贏。香港是世界金融的重要一極,其金融科技產業的躍進,無疑將大大助力大灣區發展,但同時大灣區的崛起也能高度提升香港的經濟競爭力和創新力。因此,香港應該積極尋求自身在大灣區的定位。顯然,過去香港作為協助內地走向國際或是引導外國企業進入內地的「聯絡人/中間人」角色,已經不符合這一態勢,香港應該在大灣區建設中爭取主導權,揚長避短,尋求優勢合作,變為金融科技產業的帶頭者和集群中心,才能契合其長遠發展。而深圳在科技產業等方面的崛起甚至超越香港,與其說是危機,不如看作是一次香港重拾創新、拼搏的精神,主動尋求合作,共同突破目前中國遭西方試圖進行「科技圍堵」的局面。

 

註:

1) 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與聯合國人居署合作的《全球城市競爭力報告2018-2019》

2) 見深圳統計局

3) 參考資料

4) 參考資料

5) 資料來源

6) 詳見深圳市人才安居集團官網

7) 資料來源

8) 這六項改革分別是:註冊資本認繳登記、年檢改年報、先照後證、多證合一、企業名稱自主申報及企業簡易註冊登記,請參考

9) 見文匯報

 吳傑莊:〈死於安樂:香港“八達通式”危機〉《星島日報》(內地新聞鏈接,原文載於《星島日報》)

《東方日報》

10) 見香港金融發展局:《香港金融科技的未來》

11) 參考資料

12) 參考資料

13) 沙箱是監管機構的其中一項工具,讓金融機構在受控環境中收集關於金融科技產品/服務的實質數據和用戶意見,以便金融機構對其構思的金融科技產品/服務作出適當改善,從而加快全面推出有關產品/服務。參考資料

14) 見香港金融管理局網站

15) 見深圳地方金融監督管理局:《關於探索監管沙箱試點,促進金融科技發展的提案》

16) 見《連接全球金融科技:2017年全球金融科技中心報告》(報告全文,僅英文版本)

17) 見林劍《透視大灣區:一幅丟空20年的邊境爛地「香港速度」仍是優勢?》

18) 資料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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