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心潔重返林奕華劇場!從《薛寶釵,這個人》看見被忽略的另一個自己
林奕華自從《紅玫瑰白玫瑰》後,便淡出影視圈,加入舞台劇導演的行列。趁著《薛寶釵,這個人》公演在即,我特別找到導演本人,暢談他多年來沉澱的電影觀、創作觀與時間觀。
問:朱相楠(William)
林:林奕華(Edward)

《薛寶釵,這個人》邀來李心潔主演。(綵排照片)
問:你還會重讀自己以前寫的專欄?來到電影劇本、舞台劇的創作,累積靈感的方法有變嗎?
林:不會了,那些文集已出版好一段時間。1998 年左右,我開始供稿給《快報》每次要交八百字,就這麼無中生有。同期專欄的作者都是高人,我作為晚輩,至多是膽子大。我不是傳統升學而來,當時父母離異,我媽媽很緊張我,而我跟了爸爸,他是比較任性的,我於是不受拘束。但年紀大了,才發現讀書叫人學習規律,以及構建各種常識。要不然,餘生都要彌補,只是從被人考核變成自我考驗。至於日常累積,我很重視和陌生人聊天。好像鄰座的乘客,或是餐廳廚師。他們的人生經歷往往很有啟發性。
問:以前你談《聊齋》時,引用了「一廂情願」的小故事,似乎你的編劇也從摘抄、蒐集開始……
林:這是必須的,尤其寫劇本非常難,總要拿捏人與現實之間的關係。現實中,很多人盡說些不現實的話,但現實中的說話才能顯示人生。近十年來,我很怕看話劇和港產片,總感覺不真實。雖然外國人的銀幕形象也是經過提煉,現實中不可能字字珠璣,但有些導演的呈現,仍讓我感到真實。譬如邁克李(Mike Leigh)的電影,對白似乎隨機,香港編劇很少這麼寫。要數香港編劇,我非常佩服陳韻文和甘國亮,他們各自的現實刻劃、感官記憶,以及角色塑造,都自成一家。陳韻文的劇本裏,人性更是幽微。
以《家變》(1977)為例,妾侍的女兒繼承並振興家業,是因為本來的長子是同性戀。第一集講父親大壽,很多人前來送禮,母親便以利是答謝。然後兒子帶著朋友回來,身上缺錢,打算拿走桌面上的利是。結果工人不肯,寧願自掏腰包給他。這段真是細緻入微,錢不是問題,而是愛帶來腐化。兒子理所當然地索求,覺得媽媽的錢就是自己的。同時,工人得罪不起少爺,情願自己掏錢,裏面的權力關係極其分明。
問:如果說新浪潮時代,邱剛健的劇本(《阮玲玉》、《地下情》、《愛奴》)也很大膽,而且他辦過實驗劇場……
林:邱剛健擁有台灣背景,不只是受香港文化熏陶。說來有趣,1977年至1986年,邱剛健是我鄰居。那段時間,他寫了《投奔怒海》、《唐朝豪放女》等作品。但命運實在太奇怪了……我們從來沒機會認識對方。以作品而論,我和他確實不同,邱剛健比我陽性得多。

邱剛健從台灣文壇轉進香港影壇。(《人在紐約》劇照)
問:現在的港產片是不是沒那麼狂放了?
林:這麼說吧,近年港產片不論是考慮市場,抑或導演選擇,某程度上都在拍攝不甚理想的粵語片。但粵語片要服務家庭倫理,而目前的香港電影仍在強調「做對的事」。荷里活電影也一樣,令人逐漸無感。英雄電影也不過是神話模式,用超人的方式去解決對錯。反觀歐洲、南美、非洲等地的作品,脫離了荷里活體系,就算拍商業片,也不一定沿襲所謂「宗師」留下來的模式。每當我看到書店的劇本工具書,總會想:「除此之外呢?」參考固然是好,但不是金科玉律,否則只會被觀眾局限。我始終相信,創作理應是流動的。
問:這些年,青年導演興起拍「元電影」、戲中戲,好比《狂野時代》、《永安鎮故事集》,香港也有《第四幕》將舞台搬上銀幕。甚至荷里活大導也紛紛向電影寫情書,你認為是影業創造力萎縮、趨向自我嗎?抑或強調了電影情懷,令人更嚮往幕後?
林:肯定不是萎縮。拿李察連利加(Richard Linklater)的《斷了氣中戲》(Nouvelle Vague)做例子,看尚盧高達(Jean-Luc Godard)的工作模式還有這般追求,我相信能鼓舞新一批導演。尚盧高達早期的有趣之處,是他用自己的角度去拍類型片。直到《阿爾伐城》(Alphaville),已是別開生面,完全按自己的想法剪接和拍攝。布烈遜(Bresson)有他的哲學,杜魯福(Truffaut)有他的浪漫,高達有他的革命,總在問「甚麼是電影?」他們是影評人出身,對電影的整體發展富有理想,所以都在創造自己的電影語言,並成為當代人的啟發。但時至今日,誰會用直覺和想法拍出一部代表自己的電影呢?
所以我把劇本當成時間的魔術,人的每分每秒都可以按著自己的想法流動。人最終是陷於自我困境,進退不得。創作人則要掌握這困境是怎樣造成,以及用甚麼方法應對,甚至不一定是走得出來。用電影來說,如果作品只講議題,沒有講到是甚麼造成人的困境,隨後拋出一個答案,大家跟從便緩解了焦慮,到頭來就是逃避主義的力量。這跟消費一樣,感覺給了錢,就要等價換取。配上「情緒價值」之類的名詞,甚麼都被量化,這一切都是困境。而最大的困境是人變得被動,任何動機都是外界給予的。不是說看完電影或舞台劇,就會主動起來,但至少會讓你想到一些從未意識到的事物。當大多數人默認一天有二十四小時,藝術告訴你一分鐘可以有千萬分鐘,一小時不應該是墨守成規的一小時。今年我寫《薛寶釵,這個人》,《紅樓夢》已存在270年,我從1982年開始排演《紅樓夢》,李心潔至今也有一定歲數,是那麼多時間混雜、累積、重疊,甚或分裂。

不可繞開時間性。(綵排照片)
問:所以藝術家用創作拆解人生困境?
林:應該這麼說,創作不是拿來拍電影、排戲的,而是面對人生困境。總有人認為自己不需要創作,卻明明身陷人生困境,那誰來幫他呢?究竟對付困境的方法從何而來?應該是從你拿起一杯熱檸檬茶開始。你不只是一口氣喝掉,而是想起很久以前,你去過一個地方,那裏有個荷塘,荷塘裏有花。這些回憶和聯想,會令你的人生隨時有個漩渦,或是泛起漣漪。說來香港有種模式,是中學到大學階段,會容易接受文化經驗,可是一旦有生活擔子,開始養家糊口了,藝術便化為一種鄉愁。哪怕是所謂「文青」,有些作品幫他們度過了生命中寂寞的時候,但他們能否找到和這些作品真正的聯繫?那種聯繫可是足以和自己對話一輩子。
問:你的創作則走向故事新編,似乎是閱讀後轉化?這次改編《紅樓夢》為何選薛寶釵為切入點?
林:這關乎甚麼叫閱讀,應該說不只是讀到,而是讀了進去。若翻開原著,不同角色都面臨世俗的愛恨或風波,薛寶釵的位置很吃重,卻幾乎沒有自己的故事。只有作為林黛玉替身的那場「掉包計」,但她依然只是較為次要的角色。在這個時代演繹薛寶釵,實際上是探討何謂「他者」。現在是他者消失的年代,因為人人都很恐懼。另外,他者是因應自身性特質(Sexuality)作出的表達方式或思維模式。你能否接受自己他者的一面?真的擁抱了這一面,又會怎樣看待自己的不同之處(Difference)?為甚麼差異化在當今時代會被否定?大家都盡量希望得到別人的喜歡,能不能要求自己不被喜歡?這些浮想都形成了《薛寶釵,這個人》。試問有人想做賈寶玉嗎?有。有人想做林黛玉嗎?有。晴雯呢?都有。想不想做薛寶釵?可能無人回應。
問:在你的劇場裏,媒介越來越多,包括AI生成影像或角色拿起攝影機,《薛寶釵,這個人》有沒有一貫的形式?
林:有的,剛才有說,這齣劇是從「大家怎樣看薛寶釵」延伸出來,追問甚麼叫「怎樣看一個人」?你又怎樣看自己?看自己除了照鏡,也靠手機。特別是手機發出訊息,接下來別人對此作出反應,這就是一面鏡子。我給別人看的,是一個人設。如此人設,是知道別人想聽甚麼、怎樣良好表達的情況下,所選擇的途徑。很多時,我們是透過別人的眼看自己。何時能真正看到自己?這成了一個很大的問號。因此,我的舞台劇中,鏡頭非常多。連畫幅比例都在變,時而隨機,時而設計。當你望向真人是一個角度,轉向屏幕又是另一個角度。
問:你改編《紅樓夢》至今,覺得自己和原著的距離是更近了,還是更遠了?說近是因為不斷重返,說遠,則是因為每一次演繹,你都注入嶄新的視角。
林:一定是近了。試想甚麼叫「遠」,是做著做著,覺得不需要再做了,甚至超越或邁向新階段。但《紅樓夢》是我永遠都修不完的學分,裏面的他者角度,在我看來永遠成立。
問:關錦鵬導演常說拍電影要「既遠且近」,身為和他合作過的夥伴,你怎麼解讀這說法?
林:之於我的作品,我從不停滯在一個線性的時間。即使兩人對話,我也許會安排三個人飾演同一個人。這是為觀眾製造疏離感,讓他們明白眼前所見並非模仿真實,而是藏有大量角度,甚至挑明那是一場戲。觀眾才剛投入,又抽離出來,似乎很難適應,但這樣才看得更宏觀。本來很窄,卻變得開闊,這就是「既遠且近」。無論事情對錯、人物好壞,都應該從不同角度考慮。《薛寶釵,這個人》有場戲,是兩個演員分飾薛寶釵和林黛玉,導演不斷說對方的好話,從中離間。我卻沒有將場面放在舞台中間,反而讓角色坐在台上,另外拍攝了對話,投射在他們頭頂。導演說到誰,那人便被亮燈照耀。變相地是權力彰顯,演員成了扯線木偶。這種觀看的方式很遠,和現實生活有距離。但你會經歷「自問」的過程,不再單方面接收,自身和戲劇的關係便拉近。
問:以往你的舞台劇也有邀請電影演員,這次再度找來李心潔,是想延續她的銀幕魅力?抑或想帶出不同特質?
林:我們很久沒合作了,未免有種好奇。我一直覺得她有點像茱麗葉庇洛仙(Juliette Binoche)。當然這次不是拍電影,這四個禮拜工作下來,我更重視李心潔這個人本身,而且演員沒有鏡頭,相當於換了表演渠道,狀態肯定有別。
問:你一向有推出舞台映畫,甚至進入戲院。有沒有想過在電影節展映?還記得我第一次看到你的舞台映畫,想起英瑪褒曼(Ingmar Bergman)拍莫札特的《魔笛》(The Magic Flute),你又剛好是改編名著。

《魔笛》打破傳統歌劇的觀看框架,不怕將鏡頭轉向後台、樂團及觀眾反應。(電影劇照)
林:《魔笛》是真的歌劇電影,雖說我的舞台映畫在剪接上已偏向電影,但對演員而言,逐個鏡頭拍攝才像電影。現在是一鏡到底,不是逐一鏡頭處理。演員無法拍多個鏡頭,更不知道自己哪些演繹被拍到,心情上自然不是同一回事。
問:香港的音樂劇如《大狀王》非常熱賣,但歌舞片似乎毫無起色,乃至陳可辛拍《如果·愛》也並不相信百老匯式的歌舞表達。你認為當今年輕人可以想像拍歌舞片嗎?
林:這跟個人興趣有關,若導演本人有興趣,他就會發明出來。高達心目中音樂片的樣子是《女人就是女人》(A Woman Is a Woman),再說音樂劇本身,也是各式各樣的。積葵丹美(Jacques Demy)喜歡三十年代的荷里活歌舞片,但他的《秋水伊人》(The Umbrellas of Cherbourg)沒有舞蹈,卻有調度。只要導演想好為甚麼他要用音樂劇表達,而其他類型不行,也就未嘗不可……這終歸是一種說故事的方式。
問:又到最愛電影(All-time favorite)的環節,不妨詳談一下。
林:先是《羅目的黃昏》,張律導演拍得太有神采了。原來人可以放在這麼一個位置,聲音可以這麼用。不能說是多大啟蒙,卻用不同方式處理時間。然後《世紀末遇見你》(End of the Century)很符合我的創作興趣,也就是雕塑時光,而且角度非常生活化。《盛夏餘燼》(Afire)亦很精彩,基斯頓柏索(Christian Petzold)的故事往往有神話底色,既拉遠我們和現實之間的關係,卻推近了我們和自己的來處。還有《旅人的需要》(A Traveler’s Needs),看這部戲時我就像一條橡皮筋,卻是越拉越鬆。原來沒有目的地相處,就會感覺時間是開放的。安祖拉雪娜歷(Angela Schanelec)的《午後》(Afternoon)也有點相似,同樣打開了另一種時間觀。我總希望電影帶我去遠方他鄉,《盛夏餘燼》的發生地很遙遠,《羅目的黃昏》同樣去了不熟悉的地方。

《薛寶釵,這個人》將於11月13日公演。(現場合照)
《薛寶釵,這個人》
日期:11月13日至11月15日
時間:晚上7時45分(13-14日)及 下午2時45分(15日)
地點:香港葵青劇院演藝廳
【鳴謝】
林奕華化妝及髮型:Kyo(宣傳照)
相片拍攝:TR Concept and Visual Atelier







Comment
暫無回應